自本报发出邀请曾在酒泉东风航天城工作、生活过的航天城人做客本报共同为“神七”加油的英雄帖之后，截至昨天20时，已有九名市民打来电话，表示愿意共同为“神舟七号”加油。

　　他们有的曾举家生活在酒泉长达20多年，他们有的与家人分居长达20年……这九位曾在酒泉东风航天城工作过、生活过的航天人将通过本报讲述他们的航天故事。

　　还有更多的航天人生活在大连的各个角落，本报将继续邀请和关注。

　　◆徐衍禄等四位老航天人为中国今天的成就感到自豪。 摄影记者孙振芳

　　徐衍禄：“正准备庆祝，发现火箭往下掉了”

　　昨天，年近7旬的徐衍禄老人第一个给本报打来电话。

　　“那是一望无际的大沙漠，但是感到骄傲和神圣！”回忆起自己和中国航天事业的渊源，徐衍禄感慨万千。

　　1965年，24岁的徐衍禄还是大连工学院（大连理工大学前身）的学生，一毕业，他就被分配到酒泉发射基地工作。“在那儿的时候，条件非常艰苦，三年之后才可以回家，母亲看到我时，就捧着我的脸直掉眼泪儿。 ”徐衍禄回忆道，“我曾经参与过东风二号、东风三号、东风五号的发射工作，包括1966年的两弹实验，我也在场。算来在那里生活了十来年啊。 ”“当时做这个工作是冒着生命危险的，有一次发射试验时，我们躲在地下室里，发射完之后，我们正准备出来庆祝成功的时候，突然发现火箭往下掉了，意识到这次失败之后，我们又赶紧往地下室里跑。 ”徐衍禄告诉记者。

　　李世忠：“东风一号发射时，我就在现场”

　　在徐老的家中，记者还见到了另外三位老航天人——张积华、李嘉敏和李世忠。老人都已头发花白，可是，他们坐在一起聊起当年的航天故事，却都显得激情澎湃，有着说不完的话。他们几乎用一句话形容自己的航天生涯，即“奉献了青春、奉献了终生、奉献了子孙”。

　　李世忠毕业于重庆炮兵学校，是1959年进入酒泉航天城的。“当年被抽调前，自己都不知道要上哪儿。 1958年，先上北京和苏联专家一对一地集中学习，第二年才来到发射地正式投入工作的。我们住在帐篷里，那里气候恶劣，常飞沙走石，走一百米鞋里能进一斤沙子，非常不适应。 ”一说起当年事，李世忠感慨万分，“1960年4月，东风一号发射时，我就在现场。当时，虽然艰苦、危险，但我们觉得这是我们身上的责任，这是我们应该为国家做的事情。 ”

　　李嘉敏：“从一个学生立刻变成了一名军人”

　　1965年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李嘉敏被分配到酒泉航天城工作，从事的也是导弹测试工作。昨天他说，“因为姐夫是翻译，姐姐就跟着来到航天城，家里非常不放心，那里的气候太恶劣、生活太艰苦了，妈妈在家里是天天哭。没想到，没过多久，一个电话，又把我找去了。 ”

　　老人非常健谈、豪爽，当记者问及刚到时如何面对这恶劣的气候时，老人笑笑说，“根本就没有时间反应，从一个学生立刻变成了一名军人，换上军装就上‘战场’啊，先下连体验军人生活。家都是在那边安的，子女也是在那边成长的。在那种条件下，孩子就在生产队上学，教育和在城里差太多了，可是，还是得以大局为重。 ”

　　张积华：“她很久都不知道我在兰州哪里”

　　张积华老人是21岁（1961年）来到酒泉的，在酒泉的23年，他与妻子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还不到两年。张积华说，“1968年5月份结婚，爱人并不知道我在兰州做什么，甚至都不知道我在兰州工作的具体地址，这都是出于保密的需要。10月份，妻子怀孕了，她揣着不太详尽的地址来到兰州找我，她联系上我后，我坐了两天两夜的车来到兰州与她见面。妻子肯定是很有想法的了，可是，想到我工作的性质，我还是什么都不能说，老婆很久都不知道我在兰州哪里，也不知道我在那里干什么。 ”

　　张积华与妻子分隔这么多年，当最后，他终于“狠心”回到大连后不久，妻子就因病去世了。

　　彭强和潘淑敏：一家三口在航天城呆了19年

　　彭强和老伴潘淑敏曾经在航天城生活了19年。昨天，彭强说，他是河北人，1967年，他带着大连媳妇潘淑敏来到酒泉。在去之前，彭强是一名优秀的飞行员，来到酒泉后，他的工作就是保卫每一次发射的安全。“每一次发射都是处于战备状态，每一次，我们却看不到真正的发射，因为我们随时准备起飞保卫。当知道发射成功后，我们仍然处于紧张状态，心里却非常高兴。 ”

　　彭强的老伴潘淑敏谈起丈夫当年的工作，却是另一种心境，“我成天都提心吊胆啊，一飞就害怕。有时候家里有些什么事也不敢告诉他，怕影响了他的情绪。可他是军人，我们家属应该支持。我当年也是在发射城里做通讯工作，是电话总机工作人员，为大家接入电话。后来，儿子也进入发射基地，做接待的工作。我们一家三口现在看到每一次发射，都会觉得兴奋，必然要关注这种大事。 ”

　　李国宏：“发射前三个月，几乎与世隔绝”

　　1965年，只有19岁的李国宏被征兵入伍，成为航天城建设者的一分子。“当年都是争先恐后地报名，就觉得为国家而死是一种莫大的光荣。 ”李国宏这样形容去酒泉的初衷。“当时主要是去参与基础建设，盖房、建造发射主体。最热的时候，地温达七八十摄氏度，而冬天，又要在零下几十摄氏度的条件下施工，生活非常艰苦。在发射前的三个月是不能和外界有任何联系的，包括家人，几乎与世隔绝。回来探亲，关于那边的一切都不能讲。当时都是住在帐篷里，经常流动、换地方。现在我们老战友一年还会聚五六次，大家在一起聊得最多的还是当年在酒泉的事。喷高温国防材料是非常危险的，但是，我们干得很有劲儿，从来没有后悔过当年吃的苦。 ”

　　方仲录和爱人：俩人在酒泉喜结良缘

　　1961年，方仲录从郑州来到酒泉，当过战士、当过技师、也当过发射团的政治指导员。和许多航天人一样，他也是举家在那里生活了多年，甚至，连媳妇也是在航天城里结的缘。

　　当年，方仲录的爱人在技术部，因为工作接触，两人相识了，随之迸发了一份航天爱情。结束了21年的戈壁生活后，方仲录随爱人来到她的故乡大连定居，可是，他回忆起当年，仍然感慨万千，“我参与过东方红卫星发射和两弹结合发射，在一个专业组当技师。现在每次看都很激动，现在的变化简直太大了。 ”

　　记者沈琪霞

　　本报继续邀请“东风航天城人”来本报为“神舟七号”加油。如果您或者您的邻居曾经在酒泉东风航天城工作过，如果您知道曾经在东风航天城工作过的大连人，请您拨打半岛晨报热线824888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