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王研

　　编者按 三十年的辽宁文化发展，经历了由封闭向开放，由单一向多元的巨大变迁，而随着商品经济意识渗入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文化的演化与重构成为常态，在这样纷繁的大环境下，文化事件不断发生、文化现象不断涌现，而那文化事件与文化现象的实质都远远超过我们眼睛所看到的表面，为了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本版开设“文化辽宁三十年·现象篇”栏目，回顾这些文化事件和文化现象，重新审视这些事件和现象的意义和价值。

　　上世纪80年代，在建平、凌源两县交界，一处约5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考古工作者们的考古发掘行动改写了中华文明的历史。那一次的考古发现，不仅改写了中华文明史，还给历史、文化、科技等多个领域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这处人类文化遗迹，便是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成功发掘，同时也证明了辽宁古代文化并非全部是受中原影响的次生文化，在中华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辽宁，是曾经产生过重大作用的地区。

　　今天，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作为辽宁的主要文化符号，已经具有了强烈的标签性意义。对于它的发掘，至今依然在不断进行，更多历史的疑问和文明的记忆，等待着它给予新的解答。

　　将中华文明史提前1000余年

　　1983年，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现了一座女神庙、数处积石大冢群，以及面积约为4万平方米的类似城堡或方形广场的石砌围墙遗址，同时出土的还包括女神头像、玉佩饰、石饰和大量供祭祀使用的具有红山文化特征的陶器。这一系列的发现，证实在5000多年前，牛河梁已经存在着一个具有国家雏形的原始文明社会。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重大发现，将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从黄河流域扩大到了燕山以北的西辽河流域，并将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余年。这项考古新成果的出现，对中国上古时代社会发展史、思想史、宗教史、建筑史、美术史等学科的研究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而，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群被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其本身所具有的重大科学价值和意义，奠定了它在中国考古学史乃至世界考古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自1983年开始的考古发掘，先后出土了大量珍贵的红山文化文物，其中，两件龙形玉器的出土，最受瞩目。 2003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遗址第16地点中心大墓进行了最后发掘，发掘面积1575平方米，发现了红山文化墓葬6座，出土了大型玉人、玉凤等珍贵文物470余件，并且在一座墓葬中发现了第三件玉雕龙。玉雕龙又叫猪龙形玉佩饰，由于它以龙为形、以玉为质，因而，具有强烈的中华民族图腾的印迹。

　　红山文化墓葬的独特之处，即只随葬玉器。牛河梁的1号冢是出土玉器数量最多的墓葬之一，在其丰富的随葬品中，竟然没有新石器时代墓葬中普遍随葬的陶器。根据红山文化已发现的墓葬及随葬品，可以得出红山文化具有“惟玉为葬”特征的结论。同时，如果把出土的一些玉器同《周礼》中记载的六种玉礼器“璧、琮、圭、璋、琥、璜”相比较，可以发现，红山文化的玉器已具备了夏商周三代文明中 “礼”的雏形。“惟玉为葬”的实质乃是“惟玉为礼”。玉器是红山文化的精髓，从而进一步证实了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

　　佐证红山文化的

　　中华文明发源性

　　红山文化是距今五六千年间在燕山以北、大凌河与西辽河上游流域活动的部落集团创造的农业文化，因最早发现于内蒙古赤峰市郊的红山后遗址而得名。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属于红山文化晚期，距今5500至5000年。在考古界普遍认为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中华文明的源头时，红山文化只被当作一个分支或者是一种长城南北的“混合文化”，但是，随着红山文化遗址不断发现大量珍贵文物，尤其是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发掘，使得人们以全新的眼光重新考察红山文化。考古学者也开始将史前文化研究重点由黄河流域向北转移，确认了红山文化在我国文明史上具有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以及它所具有的中华文明发源的性质。

　　自1981年开始投入牛河梁考古工作的著名考古学家郭大顺认为，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最精华的部分是以“坛庙冢”和“人凤龙雕像”举行通天祭祀及高度发达的祖先崇拜，这样的活动具有典型的辽宁乃至东北区域特色，又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和传统文化的象征。红山文化在辽河流域出现，是东北渔猎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交汇的产物。这样的文化特质，对后来的满族文化以及东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从红山文化升起的中华文明曙光，沿着辽河流域渐渐清晰起来，为辽宁这片土地找到了文化之根，更为中华民族镌刻下了最初的文明记忆。 1988年，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4年被国家文物局列为重点大遗址，2006年又被列入重设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准备为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申报国家大遗址和世界文化遗产。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仍有许多珍贵记忆等待发掘，等待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