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在《北京日报》撰文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一系列体制障碍的清除，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得到巨大的积累和有效的重新配置，取得了世人瞩目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因此，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由衰至盛的转折点。

　　解释国家兴衰是许多学科旷日持久的学术好奇心所在，经济学家更是孜孜不倦地发展出各种理论框架，期冀破解经济增长之谜。激励学者们把中国这个经历了由盛而衰的历史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是以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命名的所谓“李约瑟之谜”。这个谜题尝试回答为什么在前现代社会，中国科技遥遥领先于其他文明，而近现代中国不再具有这样的领先地位。

　　对于“李约瑟之谜”，在较长的时间里具有支配性影响地位的解释，来自于所谓“高水平均衡陷阱”理论。这个理论假说认为，由于中国历史上的农业实践把传统技术和生产要素组合到尽善尽美的程度，以至于维持了一个与欧洲早期历史相比更高的生存水平，从而人口增长很快，相应导致劳动力过多和过于廉价，使得劳动节约型的技术不能得到应用。在这种理论看来，只有大规模采用资本密集型或劳动节约型的技术，才能形成突破马尔萨斯陷阱所必需的技术变迁。其实，无论是从经济理论逻辑上推理，还是从历史事实观察，这个假说都是不能成立的。

　　经济学家通常尝试以更简洁的理论逻辑，来解说或破解“李约瑟之谜”。例如，有学者认为中国在前现代社会的科技领先，在于人口众多有利于产生更多创新，而没有成功地转变到以大规模实验为基础的现代科技创新模式，则是随后中国科技乃至经济开始落后于西方的原因，并把科技创新模式转化的不成功归结为不鼓励科技创新，而仅仅复述和诠释四书五经的科举制度。这个解释无疑触及了问题的核心，即中国的落后在于没有进入现代科技创新。

　　我们用世界银行的最新数据，补充安格斯·麦迪森的历史数据，可以清晰地显示中国经济发展在数千年中的兴衰更替。在公元1000年至1600年之间，中国的人均收入大体上处于世界平均水平；经济规模（GDP总量）长时间保持世界首位，1820年时竟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1/3。不过，也正是在那个时刻，中国在世界经济“大分流”中落到了停滞国家的行列，无论是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还是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的相对人均收入都一路下跌，逐渐把中国推入积贫积弱的境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更是陷入苦难深重的境地，在“三座大山”的沉重压覆之下，经历了无尽的内忧外患、经济停滞、民不聊生。在1820年至1952年期间，GDP总量和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0.22%和-0.08%，而同期欧洲的这两个增长率分别为1.71%和1.03%。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降到了最低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的经济增长，受到种种因素影响，没有实现对发达国家及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赶超，中国没有搭上1950年以后世界经济大趋同的顺风车。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一系列体制障碍的清除，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得到巨大的积累和有效的重新配置。中国终于把自己在几个世纪“大分流”中的落后地位，逆转为向发达经济体的“大趋同”，开始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宏伟征程，并以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象征，取得了世人瞩目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由衰至盛的转折点。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人均收入水平，中国占世界的比重都迅速攀升。为此，十九大报告指出，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