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昂

　　长篇小说《北上》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或可描述为：一条运河死而复生的故事。这条运河在时间维度上可追溯到春秋时期，几乎贯穿大半个华夏文明；而在空间的维度上，它更是自南向北贯通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条河流，大河文明下的吴越、齐鲁、燕赵被纵贯一线，汇聚着跨越千年的文化脉络。所以《北上》所写的不仅仅是运河死而复生——它表征着潜藏在文明与历史背后的文脉涅槃。

　　在主旨阐释的意义上，大运河是《北上》真正的主角，小说中出现的各色人物都是为了它才应“运”而生的，同时小说中所穿插讲述的两组有着千丝万缕联系且跨越百年的系列故事，也是围绕它而展开的：一组故事是清朝末年意大利人保罗·迪马克在翻译谢平遥、挑夫邵长来、跑船人等的陪同下沿着运河北上，明为考察运河、暗中寻找弟弟费德尔·迪马克，最后却因种种意外病逝于北京通州；而身为士兵的费德尔·迪马克则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受伤致残，后与中国姑娘秦如玉结合，并化身西域“骆驼客”隐姓埋名于北京通州。另一组故事发生在2014年大运河申遗成功之前，围绕着百年前北上一行人的后辈们：跑船人邵秉义、邵星池父子，文物收藏家兼运河连锁客栈的经营者周海阔，纪录片制片人谢望和，借先辈的机缘得以重聚，并在谢望和的“撮合”下决定把跨越百年的运河故事拍成纪录片《大河谭》。

　　从人物和故事的层面来观察，这两组系列文本中运河更多是以叙述的背景融入的，但作者通过对具体人物与情节的操控，让大运河同时也“能动”地完成了对自己生命——尤其是对死与生这两个重要节点的创造。

　　首先，是作者对运河之“死”这个状态的完成。在小说“1901年，北上（二）”这一章的最后，作者并列了两段陈述作为最后一个小节——

　　“公元1901年，岁次辛丑。这一年七月二日，即公历8月15日，光绪帝颁废漕令。

　　公元1901年，岁次辛丑。这一年六月二十日，即公历8月4日，意大利人保罗·迪马克死在通州运河的一艘船上。”

　　运河的废漕与小波罗的死亡形成了一种隐喻性的对照，而前文中也曾对废漕令有过一些描述：如果官方废止漕运，那么平民百姓根本无力维持运河的正常运转，因为运河的疏通、维修等都会耗费重金。这样废漕后的运河在功能的意义上便真的“死”去了。当然作品的机巧还不止于此，这段引文中两次提到了“岁次辛丑”，作者在“1900年至1934年，沉默者说”这一章之初便记述了1900年的庚子国变，而由此所签订的《辛丑条约》正是发生在1901年。在中国近代史上，《辛丑条约》是赔款数目最庞大、主权丧失最严重、精神屈辱最沉重的条约，它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作者正是选择了1901年这一年为“死亡”赋予多重寓意：小波罗死于运河之上，运河死于国运之衰，同时华夏文明也坠入了死亡的深渊。

　　其次，是作者对运河“复活”的创造。不仅运河之殇与小波罗之死有着同构的关系，运河的复活也和小波罗密切关联着，百年之后小波罗虽然早已消逝，但借着他分发出去的礼物，将后辈们再一次聚集起来，让那段运河记忆得以重新浮现，同时伴随着文物与考古发掘，也让更多的运河记忆重现，这些便隐喻着运河在历史意义上的复活；而在“2014年，小博物馆之歌”这一章中，借经历了放弃跑船上岸开船厂，再到回归的邵星池之口，表述了船运只要找到最佳货物、最佳路线，就可以变慢为快，这便指示着运河在功能意义上的复活；在小说的结尾处，大运河申遗成功，以及随之而来的电视台对《大河谭》的全力支持，这些便表征着运河在文化意义上的复活。与百年前比，当下不再是充满战乱与屈辱的“国在山河破”，运河在历史、功能、文化的意义上都复活了，而生活在当下的我们都切实地感受着——作为承载与托起运河的文明，也在复兴的道路上飞腾着，至此华夏文明的文脉也完成了涅槃。

　　从以上关于运河的隐喻中可以发现《北上》作为现代小说的那种现代性。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中说道，“现代小说应该像百科辞典，应该是认识的工具，更应该成为客观世界中各种人物、各种事件的关系网。”在他的具体论述中，意大利作家加达便是这种写作倾向的代表之一。加达在小说《梅鲁拉纳大街上的一场可怕的混乱》的第九章对被找回的那枚首饰的描述，就是从物体向四周展开而形成一张网的典型。而《北上》从这个角度去观察，便是关于运河的百科辞典式小说，它是跨越时间与空间认识运河的工具，也是围绕运河并包罗与它相关的各层次人物的关系网。

　　在百年之前的那一系列故事中，从人物与运河的角度，展现了三个层次的关系：首先，小波罗的北上考察之旅和马福德从侵略战争的历史现场到通州运河畔的隐居生活，指示着西方和现代性视野下与运河及其文明的互为观照；其次，漕运翻译谢平遥的“北上”，与中国历史上发生在西晋末年、安史之乱和北宋末年的三次“南渡”相对，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的大背景下，它的主题不再是“逃”，而是一种迎难而上的求索、是对解国运式微之“答案”的一种追寻；再次，生长于运河乡土中的孙过程、孙过道兄弟，在家破人亡后加入义和拳北上，再到清政府下令剿灭义和拳后南下入漕帮，这都是从中国民间的乡土视角切入运河与历史之中。

　　在百年之后的那一系列故事中，故土与故水经历着现代性在各个维度上的改造，从人物的角度上观察，当代底层运河人和知识分子的形象都有了更新，而由他们展开的与运河的联结也在更新着。其中最感性的表象是借由摄影传达的，在跑船人特有的民俗婚宴上，当邵秉义、邵星池父子面对摄影家孙宴临的相机镜头时，和百年前运河民众面对小波罗的镜头不同，不再是恐惧，而是自然与从容。相机也不再是能勾魂摄魄的不祥之物，继承中国第一代摄影师、艺术家郎静山风格的孙宴临，在按下快门的一刻仿佛和几代摄影前辈共同见证着百年里运河人的一路成长。

　　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中还提到，一些百科辞典式的小说处于一种“无限制地不断扩大”的状态，例如法国作家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奥地利作家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人》等，这些作品往往由一点便枝蔓开来，甚至延宕到无法完成文本。但《北上》是收束的，所有的枝蔓都“节制”在运河这个核心上，由各维度人物与知识组成的这张跨越时空的大网是以运河为纲的，这就使得文本的诸多细节可以向各个方向延展出去但又都是紧密相连的，形成了一张关于运河的百科辞典式的大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