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子龙

　　2020年是荔枝的“大年”。

　　何见其“大”？登上广东省广州市萝岗区的牛首山顶，俯瞰满山遍野的荔枝林，一片片翠绿、浓绿，挤成一团团瓷实的绿疙瘩。无涯无际的绿海中，浮荡着密密麻麻的珍珠般的红色颗粒，恰似“朱弹星丸粲日光”——这就是已经成熟的名为“桂味”的荔枝。

　　然而，漫步荔枝林，却是另一种景象。荔枝树大异于其他果树，诸如苹果、梨之类，为了便于人类采摘果实，树枝向四面八方七扭八拐，不往高处生长。而荔枝树为了获得阳光，自然而随意地向高空伸展。一般的成年荔树都在十米高左右，百年荔树可长到十四米，树龄五百年以上的古荔高达十六米，相当于五层楼房的高度，其树冠也在五十平方米左右。而且，一棵树一个形状，每棵荔树都形成自己的一方小天地。

　　荔枝林深处，并非像在高空鸟瞰那样密不透风。荔枝累累垂挂，一层一层，拉开了荔树的枝叶，使荔枝林里阳光缕缕，清风徐徐。清澈的山涧水，自上而下，迂回曲折，时缓时急，给荔枝林增添一种清凉的韵致。采摘荔枝的人，将保险绳系在较结实的树枝上，然后爬上荔树顶端，在晃晃悠悠的树梢上，将一挂挂结满荔枝的小枝剪下来，装进挂在树上的竹筐，然后一筐筐地用绳子吊下去。从采剪到装筐、装箱、装车，无不小心翼翼。成熟季节，外地的大客户，每天单是从萝岗，就要买走七八万斤荔枝。

　　所以，水果的“大年”“小年”，最终还是要到市场上去看。今年的市场上，连菜摊旁边都摆着一筐荔枝，价格也比往年便宜不少。任何水果都有人爱吃，有人不爱吃，却很少听说有人不爱吃荔枝。但是，天下人都道荔枝好，却又有多少人真正了解荔枝？

　　荔枝首先是历史之果，广州市建城两千年，荔枝的栽培历史也是两千多年，萝峰寺至今还生长着一株一千三百年的古荔树，大多数年份还能硕果累累。《后汉书》中说，旧南海献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路途险阻，前赴后继。汉武帝不想这么麻烦，干脆在长安修建了“扶荔宫”，将一百株荔枝树移栽至皇宫庭院，可惜最终一株也没有成活。

　　后来的唐玄宗、杨贵妃使荔枝的声名大振，“年年驿使走红尘，贡入骊宫色尚新”。据传是身为广东高州人的高力士，向唐玄宗和杨贵妃推荐了这种他家乡的特产。清代两广总督阮元，在其《岭南荔枝词》中肯定了这一说法：“新歌初谱荔枝香，岂独杨妃带笑尝。应是殿前高力士，最将风味念家乡。”

　　荔枝在古代是贡品，大臣们也不一定能吃上。广东人张九龄，身为唐朝开元名相，一边吟诵“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一边写《荔枝赋》聊以解馋：“百果之中无一可比。”至宋代，苏东坡被贬惠州，因祸得福吃上了这种岭南佳果，他至少写了三四首关于荔枝的诗，最终成就了荔枝的文化品位。

　　人们说，历史就是文化史。荔枝更是一种文化之果，令现代人心生敬仰。一个例子就是，现代作家很少写荔枝，可能因为担心写不过司马相如、杜牧、白居易、苏东坡等古人。现在无论是卖荔枝的人，还是吃荔枝的人，张口就是“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荔枝本身已经演变成一种文化符号。

　　甚至，“荔枝”的名字就是诗。其品种很多，如“水晶丸”，俗称“糯米糍”，名字来自宋朝杨万里的“甘露落来鸡子大，晓风冻作水晶团”；再如“十八娘”“宋家香”，名字来自清朝顾贞观的“碧桃争比得，鹤顶真珠液。好在宋家香，刚逢十八娘”；还有桂花香味馥郁的“桂味”，肉质滑软、清甜多汁的“秀玉”，成熟后红紫相间、缝合处一条绿线直贯到底的名贵品种“挂绿”，果皮鲜红、果肩隆起、果肉厚实的“双肩朱砂红”，极其稀少的“水西碧玉”“雪怀子”等等，不一而足。

　　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将荔枝写成“离支”。而白居易在《荔枝图序》中这样解释“离支”的涵义：荔果离枝之后，其变甚速，“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所以采摘荔枝时不是直接摘果，而是连带着树枝一同剪下，让果不离枝，以保其鲜。荔枝的成熟也不是渐渐变红，而是一夜骤红。这可能也是荔枝之所以格外珍贵的一个原因。

　　如今的荔枝既是珍品佳果，又是大众鲜果；既高级，又普通，饶是“人见人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