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明创作出版的部分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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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高 爽

　　核心提示

　　何建明，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全国劳动模范。3次获得“鲁迅文学奖”、5次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4次获得“徐迟报告文学奖”。30余年来出版40余部文学著作，十余部作品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多部作品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在十几个国家出版发行。

　　从1980年的《腾飞吧，苍龙》开始，创作了《共和国告急》《国家行动》《中国高考报告》《部长与国家》《落泪是金》《国家》《大桥》《浦东史诗》等一系列具有广泛影响的作品，改革开放以来，何建明始终是中国发展的“在场者”。

　　作为当今中国文坛最有影响力的报告文学领军人物，他如何看待报告文学创作的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日前，应邀来到辽宁参加“大连文学周·百名作家看金普”采风活动的何建明，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报告文学并没有过时，而是尚未定型

　　本报记者：这些年，“非虚构写作”日渐为人们所熟知，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影响较大的非虚构作品，人们难免会将“非虚构写作”与传统的报告文学写作进行对比，二者之间可以混用吗？很多非虚构作品的作者不是专业的报告文学作家，有新闻记者，也有社会学者、历史学家或者军事研究者。因此有人会说，靠文学家来写报告文学已经过时了。您怎么看？

　　何建明：现代报告文学的文体，通常认为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一个叫基希的作家创立的，这位生活在欧洲、新闻记者出身的作家，在经历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过程中，把深入现场的所见所闻，通过比新闻报道和通讯特写更具艺术化的手法，完成了他的一篇又一篇“文学特写体文章”。实际上，在中国，很早就有“报告文学”类型的写作传统，司马迁的《史记》就是中国报告文学的“母体”，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至今仍难以超越。

　　“非虚构”的概念早期是法国作家左拉提出来的，他写作时发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有的小说家坐在家里观察世界就可以写出好的作品。左拉为了写一部铁路题材的长篇小说，他自己趴在运煤的铁路边15天，实地观察铁路工人的生活，最后写出了一部非常好的作品。他认为这样的写法就叫“非虚构”。二战结束后，很多美国老兵把自己在战争中的经历写出来，也叫“非虚构”。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非虚构”，指的就是美国的这种概念，客观的关于真人真事的写作。

　　报告文学曾经在中国文坛和中国社会产生过极其重要的影响，如夏衍的《包身工》、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等，然而，这些年来，读者对报告文学并不满意，某些报告文学作品，读起来没有了那种“令人心颤”的感受，这种批评有一定道理，但不全面，我觉得他们看到的可能并非是真正的报告文学作品，至少没有看到真正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

　　在我看来，今天80%的报告文学作品其实属于新闻报道的范畴，文体形式上没有超越新闻报道的框架和实质。其实，真正的报告文学作品在文学性上跟小说是一样的，它要写活生生的人和人的情感。现在许多时候把报告文学作品当作“深度新闻报道”来对待和运用，问题就多了！事实上，无论是报告文学还是“非虚构”，都必须有一定的文学性和独特的想象。采用报告文学的写法还是“非虚构”的写法，要视情况而定。比如，我在写关于天津港“8·12”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的《爆炸现场》时，就完全是“非虚构”式的，全部是亲历者讲述的真事，这些真事已经足够感人了。但在更多的作品里，我们必须有一定的文学性和独特的想象。它的主体部分是真实的，同时也要有一些合情合理的想象。

　　在我看来，无论是报告文学写作还是“非虚构写作”，到目前为止，这些文体都还没有定型。在我自己40多年的创作中，很少借鉴别人，因为无“鉴”可借。想一想，中国如此迅猛的发展和发展过程中呈现的复杂多彩的人与事，是哪个时代、哪个国家有过的，是哪个时代、哪个国家的作家遇见过的、写过的？所以我的写作没有借鉴其他人同类文体的写作经验，只能靠自我摸索和创造。中国早期的报告文学作品，多数属于只记录静态的人物、事件，而现在的报告文学作品，写的是正在发展中的动态事物。比如，今年疫情暴发时，我第一时间就写了，当时疫情的发展走向还并不清楚。所以，报告文学本身还是一种正在不断成熟的文体，是一种开放型的文学体裁，或者说，我们正在创造自己的文体。

　　一部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要呈现三种真实

　　本报记者：在您看来，一部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或者说“非虚构”作品有什么标准？

　　何建明：我认为，一部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要呈现三种真实，一个是客观真实，接近于新闻报道；再一个是主观真实，就是作家看到的、读到的事实；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事物的本质真实。现在很多“非虚构”作家记录的只是主观真实，他所看到的是一个人、一个村子的样子，而没有将其放在一个大的时空之下去观察和思考。同时，我还要考察它是否是文学的叙述。如果用一句简单的话来判别什么是报告文学，我认为，就是用文学手法写的新闻报道，那些能真正震撼你的心灵世界、能真正燃烧你的情感火焰、能真正愉悦你的阅读感受的报告文学才是好的。报告文学是非常有讲究的，它包含了文学语言、文学结构和文学写作手法等大部分的文学要素。我在几个大学里成立了非虚构文学研究机构和创作实验教学室，我跟年轻的学生们说，报告文学作家要成为小说家，成为诗人、散文家，要把本事全学会了，才会写出好东西。

　　本报记者：2015年，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以“非虚构写作”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让人看到了这一文体可以达到的高度。2019年，您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并且是被提名的中国作家中唯一一位报告文学作家。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也正在被世界所关注？

　　何建明：我读了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她写得确实很好。但同时，我觉得我们中国作家可以写得更好，至少不比她差。

　　本报记者：这种自信从何而来？

　　何建明：因为我写了40年，改革开放给了我巨大的创作空间。在跟一些外国作家交流时，他们总在说中国如何如何。我说：“你们想了解真实的中国吗？我告诉你们，作为一个中国的作家，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我也未必了解全部的中国，你们作为外国人，怎么能了解中国的真实？”真实的中国，只能由我们这些热爱这块土地的中国人来书写。

　　今天的中国文学写作还不令人满意，我认为主要原因是我们的一些作家远离了生活，没有把关注点放在我们身上、我们周边真实发生的事情上。上海的一个楼里，可以写差不多100年以内的经济现象，这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人的变化，一个普通人原来什么都没有，现在成了大老板，他的生命呈现方式，他的情感表达、宣泄都不同，这些都是文学创作宝贵的素材。而我们的作家，包括一些大作家，还在写以前胡同里的生活，立交桥、高速公路，没有人去书写。还有一些作家一直关注乡土文学。乡土当然值得书写，但是我们今天的新农村建设也不是鲁迅笔下的那种状态了。有些人说，我们无法超越鲁迅时代的乡土文学，但是鲁迅、张爱玲他们书写的也是他们的“当代”。发现历史、展示现实，是报告文学作家乃至所有文学家的责任。

　　中国发展的高地也是文学创作的高地

　　本报记者：说到书写“当代”，会不会因为距离太近跳不出来？

　　何建明：错。不是跳不出来，而是自信心够不够，书写能力够不够。比如写疫情，如果在疫情过去几个月、一年甚至多年之后去写，当然会积淀出一些有用的东西，但是当下感受到的情感、呼吸甚至眼神，是完全不一样的。当下的感觉是最真切和最能呈现真实情感的。我的《上海表情》就是这样一部书，力求呈现最近的感受，力求传递可以触摸到的温暖。

　　本报记者：以您当年的《中国高考报告》为例，已经过去20年了，书中提出的问题今天还是值得思考的。这是怎么做到的？怎样才能让当下的书写同时又具备长时间的传播价值？

　　何建明：这就涉及作家的未来观。要用一种崭新的视角去看待当下正在改变的生活，我们视角的调整，也要有跟这个时代同频的地方。我们现在的生活是高速运转的，在这个过程中你要闪电式地把它捕捉到。我们恰恰就是需要这样的能力，在瞬间捕捉最精彩的东西。

　　本报记者：说回到这次您来到辽宁参加“大连文学周·百名作家看金普”采风活动。您为什么对辽宁、对金普新区感兴趣？它是您感兴趣的“当代”吗？

　　何建明：我认为，中国发展的高地也是文学创作的高地。欧洲用了200年的时间完成了工业革命，创造出一大批经典的文学作品。回顾百年来的中国文学，我们会说鲁迅、巴金、夏衍、张爱玲等创造出了中国文学的一个高峰，那么下一个中国文学的高峰在哪里？我认为是以大城市为中心的书写，是对中国现代化的书写，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无法跟中国比的特点。而在观察城市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上，开发区是最有特点、最被聚焦的，从广东、江苏、浙江、上海一直到辽宁的沿海，中国的开发区建设始终在改革开放的高点上。30多年前，我来过大连，看过这片海滩，当时还是比较荒凉的，现在已经完全不同了。我此次到金普新区来，就是带着这样的目光来的。建议作家们重新调整写作对象，看看我们的开发区，看看我们的沿海，你们就会知道中国文学的未来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