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炯在与家属们沟通。

　　46岁的何炯，似乎很难逃离“悲悲戚戚”的工作。20年的护士生涯，她一直在浙医二院重症监护室，看多了生命的脆弱和无助。38岁的那年，她调离护士岗位，成了省红十字会一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

　　对大部分人来说，这是一份陌生的职业。直白点说，就是针对临床上确认脑死亡的病人，劝说其家属捐献病人的人体器官。

　　太过冰冷和残忍的这份工作，何炯更愿意诠释为“生命摆渡人”：拯救一个生命，延续一个灵魂。

　　8年时间，何炯和同事们劝说了四五百个家庭，成功的有一百多例。这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

　　“因为有意义。”何炯说，生命之所以厚重，是因为交加的情感。每个人的故事，都值得诉说。而她将这些故事装在心里。

　　只有你能做这个工作

　　躺在病床上的，往往年纪不大，一场意外或一次突发疾病，让他们基本符合临床脑死亡的标准：比植物人更糟，没有恢复的可能，不再有自主呼吸。

　　和真正的死亡，只有一台呼吸机的距离。

　　拔掉呼吸机，不用太久，他们的心脏就不再跳动，血液也停止流动。再过五分钟，没有取出的器官就会冷却凝固。

　　每凝固一个器官，就意味着平均一百五十位等待器官移植的人，失去一次机会。

　　心、肝、肾衰竭的患者，根本来不及让希望变成失望，因为等候列表里，新的病人进来，旧的病人已经离世。

　　但如果捐献器官，一条生命，至少能拯救另外三条生命，让三个家庭重燃希望。

　　这些信息都在何炯的心里。

　　有过20年重症监护护士的工作经验，做过浙江第一例肝移植特护，这些都是她如今成为协调员的优势。

　　但即便如此，她依然很难在开始介入时单刀直入介绍器官捐献的种种好处。

　　懂得换位思考，这也许就是她在2012年，被选中为浙医二院第一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原因吧。

　　“只有你能干这个工作。”就是这么一句话，何炯上岗了。

　　她知道这个工作难，却不知道有这么难。

　　器官捐献，实行直系亲属一致同意的一票否决制。即使到捐献前的最后一刻，都可以反悔。为了照顾家属心情，何炯不会刻意穿工作服，挂上证件，普通得就像穿着严肃的围观者。

　　“你好，我是红十字会的协调员。”这是见到家属时，何炯的开场白。

　　她故意省略了“器官捐献”四个字。因为她知道，这个词有时候比“死亡”还要敏感。

　　正因为“敏感”，所以每一个措辞，每一个停顿，她都很谨慎。

　　何炯说自己是幸运的，遇到的家属都挺温和，只是“温和”的背后是坚决的反对。

　　在不少人根深蒂固的思维中，完整即是圆满。大部分家属也有这样的理解：“器官都捐了，还能拼凑来生吗？”……这成为了何炯工作最大的障碍。

　　2010年至今，浙江省有将近1500个器官捐献案例，生前表达过意愿的并不多。

　　而劝说成功的概率，是非常低的。所以，每一次在和家属见面之前，何炯都要预演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人与人的沟通没有任何模式可以套，非要说的话，要让家属知道我是来帮助他们的，而不是来索取的。”

　　我想听他叫我一声“爸爸”

　　一般来说，为了避免让情感左右判断和行事，协调员不和受助者接触。

　　8年来，只有一次，何炯无意间打破过“零接触”。

　　她在病房里碰到了那位年轻的受助者。一米八的大高个，30来岁，很帅气，因为心脏衰竭无法躺着入眠，需要打针才能坐靠着眯会儿，是否还能无限等待一颗心脏，都说不定。

　　何炯目睹着全过程，心里很难受。

　　她还是下定决心，再次联系了各项指标都比较匹配的捐赠者的家属。捐赠者是一个因意外而过世的女孩，父亲和哥哥已经同意捐赠女孩的肾脏、肝脏和眼角膜了，但是心脏除外。

　　“他是一个丈夫，一个爸爸，一个儿子。一颗心脏，救的不仅仅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家。”何炯说得真诚，最后打动了女孩的父亲。

　　这是何炯第一次为了受助者而“努力纠缠”。幸好，结果是好的。

　　这位父亲只有一个条件：“我想听他叫我一声‘爸爸’。”多无力又动人的要求，何炯没有理由拒绝。

　　心脏移植手术之后，何炯来到了受助者的病房，拨通了电话，两个陌生人，因为那一声爸爸，联系在了一起。

　　何炯并不知道电话那头，女孩父亲是否泣不成声，但她知道那一声，弥补了遗憾。

　　是生命的延续

　　捐献人中，年纪最小的几个月，年纪大的也有70多岁。

　　很多家属同意，是因为他们坚信，器官留在了另一个人的身体里，这是一种生命的延续。甚至双方都不需要见面，大多数家属不会打听受赠者的情况。

　　有位妻子每年都要经历一次伤口的阵痛。一到丈夫祭日的前几天，她都会打电话问何炯：“我爱人的受者怎么样了？我要去上坟了，我要告诉他。”

　　曾经，也有一个受助者想要感谢捐献者。捐献者有一个遗腹子，何炯给了一个建议，要不送孩子一个小镯子，也算是“父亲的礼物”。

　　八年协调员做下来，对于生死这件事，何炯比很多人都看得通透：“死去可能不可怕，活下来的人才要坚强。”

　　她的微信通讯录里塞满了捐赠者家属，她不会主动联系，也绝对不会删除好友，偶尔他们遇上了生活上的问题，能帮就帮一点。

　　何炯因压力患上了。

　　她有时也忍不住盘算是不是该休息了，但更大的愿望还是越来越多的人可以渐渐接受器官捐献。

　　我们身边，有多少这样的器官捐献协调员？

　　这些年来，又有多少人登记了器官捐献？

　　如果你是其中一员，愿意和我们来说说故事吗？

　　本版文图均据《钱江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