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博省图同时展出宋刻《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

　　宋代印刷术繁荣放大韩愈影响力

　　辽宁省图书馆藏宋刻《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第十二卷。

　　第十一卷中收录《原人》。

　　辽博展出的宋刻《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第一卷。

　　韩愈像。

　　省图书馆举办的“文道——唐宋八大家古籍文献展”展厅一角。

　　本报记者 郭　平

　　提示

　　与省博物馆的“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同步，省图书馆在典籍展示馆同时推出了“文道——唐宋八大家古籍文献展”，两个展览中都展出了来自同一部古籍的书册，这便是宋刻《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是由宋代儒学集大成者朱熹校勘的韩愈文集。

　　这部古籍保存完整，状况良好，被称为存世宋代雕版印刷书籍的冠冕之作，二○○八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不仅如此，这部经朱熹校勘的古籍收录韩愈诗、赋、散文等著作齐全，文字准确，对后人研究韩愈文学、艺术、哲学方面成就产生了深远影响。

　　省图宋版古籍助力辽博大展

　　在省博物馆“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的“文垂千载”部分展出的古籍中，有一部现藏于辽宁省图书馆的宋代善本《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同时，作为呼应，省图书馆专门在典籍展示馆推出了“唐宋八大家古籍文献展”，两个展览同时展出这部古籍的不同册本，令古籍爱好者大饱眼福。

　　但凡书籍、字画类藏品只要沾上一个古字，几乎不可避免地会让人感受到岁月的沧桑：或是纸张霉蚀，或是字迹模糊，更有战火、水患等原因造成的破损。

　　然而，近距离欣赏宋刻《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除了纸张略微发黄外，人们可以看到文集正文的字体如铜钱般大小，笔画工整，字体秀丽，有章有法，墨迹清晰、鲜亮。经过了800年的时光，古籍仍然宛如初印一般，隔着玻璃近观，甚至给人一种可以闻到淡淡墨香的感觉。

　　省图书馆古籍文献中心主任、副研究馆员刘冰说：“宋刻《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非常集中地反映了宋代雕版印刷技术的高超水准，所以我们称它为宋代刻本的冠冕之作。”

　　宋刻《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分文集、外集、遗文三个部分，其中文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遗文一卷，全书分装于四个锦盒中，总共32册，存世为完整一部。全书现分藏两处，其中第十五、十六卷共一册藏于国家图书馆。

　　与书画的装裱有一整套专业用语一样，古籍的版式和装订方式也有一套非常专业的术语用于记录其状况。

　　宋刻《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版框高21.3厘米、宽14.5厘米。这组数据不是指书本的长宽，而是书页内印字部分边框高与宽的尺寸，这部书的版框外还留有较多空白，让人读起来感觉舒适。版框内每半页竖排7行，每行大字满行15字，小字则排成双行，每行字排列整齐。

　　随着宋代雕版印刷术的迅速发展，图书装订方式的变革也应运而生。宋代工匠在此前卷轴式、经折式书册装订方式的基础上，总结创造出了蝴蝶装、包背装的图书装订方式，使得图书更加便于阅读。

　　这部古籍目录的末端印有牌记，所谓牌记也是始自宋代，通俗地讲相当于现代图书的版权页，标记图书的刊刻年代、地点甚至藏版等信息，这部古籍上刻有“绍定癸巳临江军学刻本”，绍定是宋理宗年号，绍定癸巳即为绍定六年（1233年）。临江军是宋淳化三年（992年），在今江西省的清江、新淦、新喻三县设置的，临江军学刻本是指这部书是军州的官学刻印的，属于宋代官学刻本。

　　通过认真研究古籍的内容，研究人员注意到书中避讳“玄、朗、贞、征、慎”等几个字，这都是赵宋王朝先祖和后世帝王的名字。

　　人们已经确定，宋刻《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是存世宋代官学刻本中的上乘之作，为国家一级文物，2008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一页宋版一两金”

　　这部古籍的历代主人都没有留下墨迹。研究人员通过古籍上的印文，发现古籍传承有序，最后由清朝内府收藏。

　　刘冰说：“宋朝是我国古代雕版印刷发展的一个高峰，经过宋末以后的战争，传世日渐稀少，到了明代便有了‘一页宋版一两金’的说法，这就不难理解这部古籍上面没有留下任何墨迹的原因了。”

　　就是说这部古籍早就特别珍贵了，没有哪位主人舍得在书页上面写写画画。

　　刘冰研究了国内外相关古籍鉴赏文献，宋刻《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的其他存世同版残卷已经不足十卷，省图书馆与国家图书馆合璧的这部完整古籍已经是这一刻本的孤本。

　　当然，“一页宋版一两金”的说法听起来有点儿夸张，但是在今天看来，这个说法已经不足以表达宋版书的珍贵程度了。

　　2003年7月13日，一页南宋淳祐四年（1244年）蒙古人刻《玄都宝藏·云芨七笺》，还没有毛巾大，竟以4.95万元成交。按当时的黄金价格，一页价值大约是16两黄金。

　　作为重要的藏品，宋版书独有的高品质一直为人所瞩目。

　　以宋刻《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为例，除了版式优美、墨色清晰外，宋版书用纸也非常讲究，造纸原料采用皮和麻，不仅色白而厚，两面光洁，而且不易发生霉蛀。

　　宋代是书法的全盛时期，所以宋人印书，也追求字体的完美。宋代刻书先是由专门的书写能手写在纸上，再由刻工依据贴在木板上的字迹雕刻，字体带有明显的书法特征，与后世由刻工直接刻字印制的书籍对比起来，更为赏心悦目。

　　据介绍，宋人喜爱用稳重的楷体，欧阳询、柳公权、颜真卿等唐代书法家的书体广受推崇，不同地方刻书，书法偏好也有所差别，浙江刻本多使用欧体，福建刻本多用柳体，而四川刻本多崇尚颜体。展出的这部宋刻《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出自江西，字体接近柳体。

　　因为这些因素，近年来宋版古籍的拍卖价格不断创出新高。

　　2018年，宋刻孤本《石壁精舍音注唐书详节》以1.104亿元成交。2020年12 月，宋代出版的王安石文集——宋龙舒郡本《王文公文集》《宋人佚简》三卷经过现场激烈竞价，最终以2.6335亿元成交，又一次刷新了宋版书拍卖成交纪录。

　　宋代大量刊印韩愈文集

　　宋代有“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的说法，也就是说，在宋代的知识阶层中，人们竞相对杜甫和韩愈的作品进行注释和解读。欧阳修在《记旧本韩文后》中称，当时韩愈文章风行天下，以至“学者非韩不学”。

　　韩愈在宋代知识阶层中的巨大影响在宋神宗年间得到皇帝的肯定。《宋史》载：“壬戌，以孟轲配食文宣王，封荀况、杨雄、韩愈为伯，并从祀。”这段史料讲的是元丰七年（1084年），宋神宗下诏封孟子邹国公附祭于孔庙，同时又封战国时期思想家荀子、汉代文学家杨雄和唐代大家韩愈三人为伯，韩愈的封号为昌黎伯，在孔庙的东西庑殿中从祀，对韩愈的尊崇由此也达到了巅峰。

　　与此同时，随着宋代雕版印刷的繁荣兴盛，对韩愈作品的传播也达到了空前的水平。

　　有学者对宋代以前的文学传播方式进行过专题研究，认为大体经过口头文学传播、抄写文学传播和雕版印刷文学传播三个阶段。

　　在夏商直到春秋时期，文学传播以口头传播为主，那时虽然有了甲骨、金石、竹木简及帛丝等文字载体，但是由于受到各种限制，在文学传播方式中还不能居于主导地位。《汉书》中有“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全在竹帛故也。”也就是说，《诗经》虽然在秦代被焚毁，但是汉代还能完整保留下来，就是因为人们口口相传，不完全是靠竹帛的记录。

　　西汉以后，直至唐代，随着统治者对文学典籍的重视，特别是造纸技术的不断提高，萌芽于先秦时期的抄写才真正成为文学传播的主要方式。魏晋时期甚至出现了“佣书”，即专职抄写员，“佣书”的出现大大加快了文字的传播速度。当时著名诗人谢灵运作品为世人追捧，出现过“每有一诗到都下，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的场面。

　　至于雕版印刷，有史可考的说法是源自唐初，进入五代时期，雕版印刷得到了统治者的鼓励。到了宋代，雕版印刷技术取得了空前的发展，清人编著的《书林清话》中有：“书籍自唐时镂版以来，至天水一朝，号为极盛。而其间分三类：曰官刻本，曰私宅本，曰坊行本。”描述了宋代雕版印刷呈现官府、私人和民间集体共同参与，刻书地域分布广泛，书籍种类、数量众多的特征。

　　《宋史·邢昺传》载：景德二年（1005年）夏，宋真宗到国子监视察，问及书籍刊刻情况，邢昺回答说：“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传正义皆备。”

　　这当中就包括为宋朝统治阶层所推崇的韩愈作品集。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刘真伦通过研究发现，虽然传世的宋元时期韩愈文集有十余种，但是这些文集在校注中提到的宋元时期韩愈文集版本，有确切名称的就多达102种，因为宋朝人对韩愈的高度重视，这些版本多出于宋代。与之相对，汉魏六朝时期文集收入《四库全书》的，不过十余种，而且还有不少是后人拾遗补缀的版本。宋代雕版印刷的繁荣对扩大韩愈文集传播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刘冰说：“既因为编校的严谨，较少讹误，也因为朱熹的强大影响力，《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自宋代行世以来流传极广，版本众多。”不过传至明代以后，文字衍误严重，从文献研究角度看，省图藏宋刻《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具有极高的文献和版本价值。

　　（本版图片由辽博和省图提供）

　　手记

　　大爱充满天地间

　　本报记者 郭 平

　　省图书馆古籍文献中心主任、副研究馆员刘冰说：“古籍的深奥也是特别宝贵之处就在于用文言文传承了先贤对世界的观察与思考。”

　　宋刻《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第十一卷中收录了韩愈早在宋代便为人所推崇的一篇代表作品，名为《原人》。

　　《原人》的“人”也写作“仁”，韩愈这篇文章讲的主要意思就是社会需要“仁”，仁的核心是“爱人”。

　　在这篇散文中，韩愈根据自己的观察，具体地点明了天、地、人的指向，也就是说，天包括日月星辰，地包括草木山川，人则包括夷狄禽兽，韩愈用天、地、人囊括当时的宇宙万物。

　　随后，韩愈通过辨析整体和局部的关系来解释天、地、人的内涵。韩愈分析指出，“人”可以指代天地间的一切动物，但是不可以用“禽兽”指代人；因为“山”中有草木禽兽，可以用“山”代表天底下的山川草木，但是不可以用某个山上一株草木来代表“山”。他通过这种整体与局部不可颠倒的逻辑关系，为后面更为重要的论述提供铺垫。

　　最后是韩愈观点的集中体现，讲的是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所谓“道”，即是规律。顺道而为，则万事兴旺；逆道而行，则必败亡。韩愈因此说：“天道乱，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乱，而山川草木不得其平；人道乱，而夷狄禽兽不得其情。”

　　那么，造成这种混乱的责任由谁来负？韩愈分析认为，这一责任当然得由天、地、人来负，因为天是日月星辰的主人，地是山川草木的主人，人是夷狄禽兽的主人。

　　所以，韩愈在《原人》中指出：“主而暴之，不得其为主之道矣！是故圣人一视而同仁，笃近而举远。”

　　他将人视为天地间的主人，作为主人如果随意糟蹋天地运行规律，放纵天地间的祸乱，那就不是“仁”。韩愈进而认为，真正的圣人应该施仁义并惠及普天之下，让万物得到本应拥有的太平。

　　韩愈的这一思想从何而来？从他的另一传世名篇《原道》中，我们知道：“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韩愈继之承担起了传承的重任。

　　参观“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站在橱窗外欣赏古籍，再细细品味1000多年前韩愈留下的文字，仍能感到那种直指人心的力量。我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从何而来？山川之爱，天地之爱，直至人民之爱，韩愈所传承的“推爱”理念、博爱精神，在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发展进程中一直薪火相传，直至今天仍然伴随我们振奋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