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延安革命文艺的火种带回东北
这一时期代表作家从左往右:马加、韶华、萧军、李云德、雷加、草明。
这一时期部分作家代表作品书封。
本报记者 朱忠鹤 王臻青 杨 竞 高 爽
提要
本期我们重回从1945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辽宁文艺现场。
1945年,随着抗战胜利和东北解放区的建立,一大批革命文艺家从延安到达东北,分散到东北各地,延安革命文艺的火种也被他们带到了东北各地,东北解放区文艺得到快速发展,辽宁文艺也自此生根发芽,一批优秀作品相继出现,一批文艺阵地相继建立。
辽宁文艺,从此开启了崭新的篇章。
经历了14年抗战重返家园的东北流亡作家们,尽情拥抱家乡的土地,如获新生;非辽宁籍的作家们也同样用新鲜的眼光打量着这块经历过炮火洗礼的土地,记录着它崭新的变化。周立波的《暴风骤雨》、马加的《江山村十日》、草明的《原动力》、刘白羽的《政治委员》等,就是这个时期的优秀代表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承继“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延安革命文艺传统,延续东北作家群的创作风格,作家们坚持社会主义文艺方向,高举现实主义大旗,以豪迈的革命热情和革命浪漫主义文风,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创作出了很多经典之作。
重回文艺现场,我们一直在追问的是这样的问题:百年辽宁文学,留下的是什么样的创作传统?给今天的文学创作以什么样的启示?这一时期的作家和作品告诉我们,答案就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伟大时代,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书写时代史诗。
在延安大熔炉中淬火新生后重回东北
“他也想到了过去小时候。在草地上放过马,割过草。捉过蝈蝈,打过蚂蚱,他想蹦下车去,在草地上打个滚,他是多么酷爱着东北呵!”
这是东北作家马加发表于1950年的中篇小说《开不败的花朵》中的一段。作品讲述了抗战胜利后,一批久经战火考验的党的干部,历尽艰难困苦,胜利穿越危机重重的东科尔沁草原到达东北的故事。小说主人公王耀东就是东北人,九一八事变后,他参加了抗日义勇军,后来加入八路军。这段描写,表达的是他经历14年抗战后回到家乡的喜悦心情,同时也是作者马加和抗战胜利后重回东北的作家们共同的心情。
1945年,抗战胜利。党中央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中共中央从延安总部,以及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山东、华中等军区派出2万多名干部和11万余人的部队迅速开往东北,一大批作家也随着部队陆续到达东北。
在延安文艺纪念馆的展板上,我们看到了1945年11月毛泽东在鲁艺校部人员离开延安奔赴东北时的讲话:你们这次去,冰天雪地,可能有害病的,还可能有牺牲的。遇到问题要学会分析,一半是困难,一半是光明,东北是必争之地,事不迟疑,说走就走,你们的“飞机”就是两条腿。
这段讲话同样出现在延安文艺纪念馆展板上的抗战胜利后随着部队一起进入东北的众多文艺工作者的合影上。
从延安到东北的作家有:周立波、草明、萧军、罗烽、舒群、白朗、马加、方冰、师田手、蔡天心、江帆、井岩盾、胡零、蓝澄、慕柯夫、韶华、罗丹、文菲、安波、胥树人、崔璇、申蔚、思基、安危、金肇野、石光等。
随着东北解放区的建立,东北解放区文学得到快速发展,一大批文学阵地相继出现,这其中,1946年12月1日创办的《东北文艺》影响最为深远。《东北文艺》创刊号发行之时,便是东北文协筹备之日,由萧军、舒群、罗烽、金人、白朗、草明6人发起,共38人。
东北文协成立前后,一大批优秀作品相继涌现,如周立波的《暴风骤雨》、马加的《江山村十日》、草明的《原动力》、刘白羽的《政治委员》等。
东北作家群的作家们,经历了“九一八”的流亡之苦,在延安革命文艺的大熔炉中淬火新生,重回东北,可以想见他们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进行文学的书写!
一头扎进民众的生活当中
金永生心里想:“逼我出官车,扣我江沿地的时候,这老头子的眼睛该怎么凶呢!吹胡子瞪眼睛的,翻脸不认得人,那鼓肚的眼睛烤得象火镜一般,我连看都不敢看。怎么现在也鼠匿了。”他想来觉得窝一肚子火,那股火在他的心腔里憋得快要出头了。现在,该着他出来申冤的时候,瞅了瞅高福彬的老窟窿眼,不知不觉地打了个迟。
这段活灵活现的描述是作家马加创作于1947年的中篇小说《江山村十日》中的一段,反映的是东北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作品中的金永生是土改前被压迫的贫农,高福彬是村里的恶霸。故事的结局也很有寓意,土改成功后,村民们将村名“高家村”更改为“江山村”,表明土改以后是“老百姓坐江山”。
东北解放区刚刚建立,就开始进行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重新回到东北的马加一头扎到了基层,在佳木斯农村担任土改工作队队长,工作了两年多,回来后创作出《江山村十日》。研究者普遍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反映东北地区土改生活的两部最重要的小说,一部是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另一部就是马加的《江山村十日》。
即使不了解这段历史的人,也会被作品中浓郁的乡土气息和东北味道所感染,与马加在延安时期创作的《滹沱河流域》等反映西北生活的作品有明显不同。
研究者认为,马加以及所有这一时期辽宁作家作品中浓郁的东北风情,都是基于作家们长时间深入生活的深刻体察。马加之子白长青说:“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兼任新民县委书记处书记,他的工作很忙,经常下乡,好像是搞实验田什么的。大家都亲切地叫他‘马书记’。他跟大伙一起劳动,身上揣个小本子,在与农民群众日常的唠嗑中,发现一些生动形象的语言,甚至身上的穿着打扮、生活民俗等,他都作为文学素材,随时记在本子上。”
记录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祖国的勤劳儿女,就在这朝气蓬勃的日子里,正以忘我的劳动,活跃在每一条生产战线上,用以答谢前方的胜利,为和平奠定着巩固的业基。并准备欢迎随着春天而来的红色的‘五一’,全世界劳动人民自己的节日。生产竞赛的消息,仿佛怒涨的春潮,从祖国的每一个角落里汹涌地传来,每一座工厂和矿山,每一片建设的工地,每一片肥美的良田,都呈现着崭新的气象。爱国主义竞赛的挑战、应战书,有如千万只勇敢的白鸽飞翔在和平的晴空里。”
这段文字出自辽宁作家白朗1950年出版的散文集《月夜到黎明》中的《春天的消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行各业时时刻刻都在发生着新的变化。作家们身处其中,激情澎湃,带着热情歌颂新生的共和国。
承继“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延安革命文艺传统,延续东北作家群的创作风格,文艺工作者坚持社会主义文艺方向,高举现实主义大旗,以豪迈的革命热情和革命浪漫主义文风,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创作出了很多经典之作。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韶华的《燃烧的土地》,开创工业题材文学先河的草明的《火车头》《乘风破浪》以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李云德的《沸腾的群山》,还有战士作家高玉宝的《高玉宝》等,都成为留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的经典作品,拨动了无数读者的心弦。
阅读这一时期的作品,更能够感受到作家们投身火热现实生活的创作自觉。就像写出《创业史》的柳青一住皇甫村14年,每一位辽宁作家都有自己的“根据地”:韶华在抚顺大伙房水库、方冰在熊岳纺织厂、作家谢挺宇在阜新新邱煤矿、草明在鞍钢、罗烽和白朗在本溪,他们的身份已经不单纯是作家、生活的观察者,更是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国家的建设者、主人公,是人民群众中的一分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比较有影响力的辽宁文学作品主要表现了以下方面的内容:
一是反映战争题材的作品,尤其是抗美援朝内容的作品较多,如韶华的长篇小说《燃烧的土地》,白朗的长篇小说《爱的召唤》、马加的长篇小说《在祖国的东方》。
二是反映共和国成立初期如火如荼的建设场景。蔡天心的小说《苇青河上》,师田手的小说《初春的早晨》等,表现了农业合作化过程中人们新旧思想观念的碰撞与矛盾。草明的《火车头》《乘风破浪》、雷加的《潜力三部曲》是较有影响的工业题材的长篇小说。
高玉宝在1955年出版的长篇自传体小说《高玉宝》也是这一时期的一部重要作品。小说中的“半夜鸡叫”“我要读书”等章节编入中小学课本,教育了几代人。
这一时期的辽宁文学,反映了东北社会历史的巨大变迁,热情讴歌和赞美了工人农民的伟大创举和平凡而又热烈的生活,表现了辽宁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对丰富和充实中国当代文学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既延续了东北作家群的创作风格和延安革命文艺的现实主义创作方向,又充满理想主义的气质。从题材上看,革命历史、战争题材、工业题材大量涌现。作家们将文学创作与时代、社会、人民群众结合起来,情感更加丰沛,思考越来越深入,作品题材和体裁更加多样。
从黄土地到黑土地,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火种在辽宁的沃土里生根、抽枝、散叶、开花、结果。从此,辽宁文学一路繁荣发展,百花齐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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