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南北文化加速交融历史进程
我省战国墓汉墓出土文物带有显著的楚地风俗特征——
见证南北文化加速交融历史进程
营口汉墓出土的印模文字砖及拓片,反写竖排共22字:“叹曰死者,魂归棺椁,无妄飞扬,行无忧,万岁之后乃复会”。
竖排横向反写印模文字砖和拓片,共26字:“永和五年造作,竭力无余,用庸数千,士夫莫不护助,生死之义备矣”,反映楚文化风俗。
辽阳新城战国墓出土的木俑,具有楚国文化特征。
本报记者 吴 限
提 要
近日,陕西白鹿原发现汉文帝霸陵遗址成为头条新闻。在我省的辽阳、营口等地也发现大量的战国和汉代高等级墓葬,出土的文物表现出明显的楚文化特征。这进一步表明,自战国时期开始,南方地区的楚文化经辽东郡而远达东北各地,这里成为北方各民族融合、交流的文化中心之一。
营口汉墓文字砖传递楚地风俗信息
近日,陕西白鹿原发现汉文帝霸陵遗址,一时间成为读者关注的焦点,汉墓再一次引起热议。“我省发现许多汉墓,随葬品很震撼。尤其是在营口地区发现的带字汉砖,具有浓厚的楚文化色彩。”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李宇峰这样告诉记者。
这几块带字汉砖陈列在营口市博物馆。1972年,盖州市九垅地镇发现5处汉墓,墓为青砖砌成,虽然不大,但出土了陶耳杯、陶盆、五铢钱、铜带钩等诸多文物。最让考古人员兴奋的是,他们发现了几块模印文字砖。在汉代的墓葬中,文字砖数量极少,模印文字砖极为珍贵。
经研究人员对文字砖拼对,发现这几块文字砖的大小完全一样,长36厘米、宽32厘米、厚8厘米。砖上模印的文字内容分为两类:一类为细绳纹砖面,一侧模印反写隶书,竖排两行,共22字,内容为“叹曰死者,魂归棺椁,无妄飞扬,行无忧,万岁之后乃复会”(以下简称“叹曰死者”砖);另一类文字砖的一侧模印隶书,竖排横向两行文字,共26字,内容为“永和五年造作,竭力无余,用庸数千,士夫莫不护助,生死之义备矣”(以下简称“永和五年”砖)。
营口市博物馆馆长、研究员阎海告诉记者,“永和五年”砖是目前我省发现的唯一有明确纪年的东汉文字砖,为研究本地区汉代墓葬的断代提供了参考标准,也为研究汉代的丧葬礼仪和习俗提供了实物资料。“永和”年号在历史上对应两个朝代,分别是东汉时期和东晋时期。阎海说,之所以确定为东汉时期,主要是这块砖上的文字是篆书向隶书转变的风格,这正是东汉时期文字的特点,而东晋时期的文字呈现隶书向楷书过渡的风格,与墓中砖上的文字不符合。
研究认为,“叹曰死者”砖上的字是用以引导和安抚死者灵魂的招复之辞,是对先秦至两汉时期曾经非常流行的“招魂复魄”习俗的一种反映。这种习俗后来融入礼仪,成为古代葬礼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这种习俗一直持续至三国两晋时期。”阎海说,事实上,这一习俗最初就源自楚地,是楚国人的习俗。先秦时期,楚人坚信“灵魂不灭”,认为人死后灵魂依然存在,并能在暗中干预世间的事,因此,必须妥善地引导和安抚死者亡灵,进行招魂复魄。
西汉建立后,楚地习俗融入汉朝社会风俗中,这与汉高祖刘邦是楚人不无关系。当时,从入殓到出殡的一系列丧葬礼仪都是围绕着楚地风俗展开。到东汉时,招魂复魄习俗流传至全国各地,东北也接受了这种习俗。“叹曰死者”砖的发现为这一习俗提供了实物证明,成为东北流传该习俗的直接证据。
阎海也指出,东汉初期砖室墓在全国普及,但当时用的还是绳纹砖,到东汉中期才出现文字花纹砖。“这两块砖上的文字内容不仅揭示了楚地丧葬习俗曾在东北流行,还反映出至少到东汉中期,通过文化交流和融合,南北文化已经趋于一致。”阎海说。
辽阳发现带有楚文化特征的战国墓
陕西白鹿原汉文帝霸陵中,成堆的随葬俑吸引了观众的眼球。“随葬俑早在我省的战国墓中就有出土,体现了当时的辽东郡是以中原文化为主体的多元文化。”李宇峰说。
我省曾发现多处战国墓。其中,辽阳新城战国墓规格最高,楚文化特征明显。
上周,记者在辽阳市政协文史委原主任、地方史专家刘南方的带领下踏访了新城墓葬。这是两座相邻的战国墓,位于新城的北部,与辽阳古城隔河相望。如今,这里建起东京城遗址公园。
辽阳博物馆原副馆长、91岁高龄的考古专家邹宝库,曾参与辽阳地区多处战国和秦、汉古墓的发掘。他告诉记者:“新城发现的两座墓葬出土了陶器、铜器、木车、木马、木俑、漆盒、玉璧等上百件珍贵文物。其中的青铜器、漆器、陶器、木俑等都是国家一级文物,除了保留燕国文化特征外,还具有显著的楚国文化特点。”
李宇峰告诉记者,这两座夫妻异穴合葬墓工程较大,结构考究,是辽宁乃至东北近些年发现的战国时期燕国墓葬中规格最高的一处。新城战国墓中,2号墓主人系男性,推测是个贵族,1号墓主人是其妻子。
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在中原地区的墓葬中,凡属大型或中型的贵族墓都是夫妻异穴合葬墓。而楚国在士大夫一级的贵族墓葬中,都是二椁一棺或一椁二棺的夫妻异穴合葬墓的形式。李宇峰表示,像新城战国墓这种并列的夫妻异穴合葬墓,在辽宁乃至东北地区都是首次发现。
据《荀子·礼论》记载:“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由此可见,辽阳新城战国墓2号墓主人的身份至少是大夫一级的贵族,其墓葬形制与中原和楚国的墓葬大致相同。
从战国时期开始,南北文化融合加速
在辽阳新城战国墓2号墓的随葬品中,一件长1.4米的藤杖引起记者的注意。李宇峰告诉记者,这种藤杖在湖北江陵雨台山战国墓出土过两根,其墓主人生前曾官居楚国左尹,执掌楚国司法,位在大夫之上。辽阳出土的这根藤杖与湖北江陵出土的一样,应该是权杖,是墓主人生前等级、地位和权势的象征。
除藤杖外,辽阳新城战国墓还出土木马、木车、木俑、玉瑗、漆器等具有浓郁的楚国文化特点的随葬品。这一特点在木俑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新城战国墓两墓共出土十余件木俑,皆为半身坐俑,分男侍俑和女侍俑。
春秋以后,用俑随葬逐渐成为一种制度,其中韩、魏、赵三国多用陶俑随葬,而位于南方的楚国则盛行用木俑随葬,而且通常是大夫级贵族墓里才随葬木俑。史料记载,战国早期,楚国延续商周时期以奴隶殉葬的遗风。直至战国中期以后,奴隶制瓦解,用人殉葬的残酷习俗才发生变化,开始以木俑代替活人殉葬。
此外,辽阳新城战国墓2号墓出土的谷纹玉瑗也是楚国常见的随葬品,无论是从形制、花纹还是尺寸上,与湖北包山2号楚墓出土的玉瑗几乎相同。
另外,2号墓出土的铜灯台的形制,也与湖北望山墓葬的铜灯台,以及湖北包山2号墓出土的铜灯台相似。
“这类带有浓郁楚国风格的器物,在辽宁乃至整个北方地区的燕国墓葬中,都没有发现。”李宇峰说。
那么,楚国风格的器物为什么会埋在数千公里之外的太子河畔呢?
战国时期,燕国设辽东郡,郡治设在襄平,即今天的辽阳。因为2号墓葬主人的身份很高,很可能是燕国镇守辽东郡的高级官吏或是郡守。由此,李宇峰认为有3种可能:一是2号墓主人原系楚国高官,后投奔北方的燕国做官,因眷恋楚风,所以用家乡的器物随葬。战国后期,仅剩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当时有才能的人到别的国家做官非常普遍,因而这种可能性极大。二是2号墓的主人生前是一位有相当高地位的燕国官员,因出使楚国而获馈赠,后又迁至辽东郡首府襄平任职,死后将楚地带回来的物品随葬。三是战国时期,各国上层贵族之间存在贸易往来,这些物品是通过交换而来。
从商周到先秦两汉时期,辽河流域一直是多民族融合交流的文化中心之一,襄平作为辽东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燕国设郡开始,这里远离战乱,成为中原地区百姓避乱的首选。随着定居者越来越多,这里吸收了中原文化,农业、手工业、商业发展达到了空前的规模,而辽东地区丰富的土特产——海盐、渔业、玉石、皮革、铁器等与中原地区进行商品交换,进一步促进了贸易发展、文化交流,文化呈现多元化。因此,楚文化体现在墓葬中,也不足为奇。
“从战国开始,南北文化融合加速。辽宁的战国、汉代墓葬见证了中华文明由多元到一体的历史趋势。”李宇峰说。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由营口市博物馆提供)
手记:
战国至东汉末年 有两次“闯关东”
本报记者 吴 限
战国时期和东汉末年发生的两次大规模“闯关东”,改变了辽宁的文化结构。
历史上第一次有明确记载的“闯关东”,发生在公元前227年。导火索是荆轲刺秦王,引起秦军疯狂报复。燕人被迫举国迁往辽东,目的地即燕国的“辽东郡”首府襄平(今辽阳)。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冯永谦告诉记者,当时,燕国百姓来不及随行,燕王喜只带了王公贵族、文武百官与护驾军队,即便如此,估计随行者仍有十几万人。加上此前秦开却胡后留在辽宁地区的大量驻军与陆续迁入的中原人口,保守估算,燕国当时有几十万人涌入辽宁地区。据《后汉书·地理志》记载,至公元2年,汉族在辽东郡为5.5万户,人口已达27.2万人。
大量考古资料也证明这一点。鞍山市清理出400多座墓葬,多数是东汉时期的。海城也清理东汉墓葬80余座。在大连、营口等市也发现东汉以来的花砖墓。如此众多汉族风格墓葬,足以说明这里汉族人口之多,密度之大。
东汉末年又发生一次大规模的“闯关东”。
东汉末年,中原陷于连年战乱,大量人口为躲避兵祸迁往公孙度执掌的辽东地区,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技术随之进入辽东,带动了辽东地区商业、农业、教育的发展。
冯永谦表示,从战国中期到东汉末年,在这长达近5个世纪的时间里的两次“闯关东”,给辽宁大地带来的除了众多的历史遗迹,还有中原的风土民情和东北方言。
本报记者 吴 限 摄 编辑:李莹 责任编辑:刘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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