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香飘远|两半斋笔记:另一种书话
当年沈昌文先生主持《读书》杂志,他有一句话让我铭记:“《读书》不是书评杂志。”那是什么呢?他在为“书趣文丛”题写广告语时,写出四句话,点破了书话写作的真谛:“书人的心境,书外的故事,书里的风景,书中的情趣”。
有时好看的书话,好听的故事,并不在号称书话的著作中;有时不称书话的著作,可能更有书话的价值与趣味。
我书房中的图书构成,最大的板块是中国古代典籍。你可能会想:一个学数学的人,后来的职业又是出版人,何以如此好古呢?首先是受家庭的影响,我记忆中小的时候,父亲闲暇时总是捧着一些历史书、旧小说在读。我中学毕业后,离开家庭去农村劳动,临行前父亲送给我三本书,其中一册王稼祥《史记选》最让我难忘,引发了我对旧典的兴趣。其次是早年读书环境不好,我们那代人的文化基础远不及老辈们扎实。后来我有了数学专业学习的机会,但当你参加工作之后,自身的弱项很快暴露出来,所谓“老三样”的缺失:毛笔字、繁体字、文言文,工作中提笔忘字、词不达意、语言贫乏,这些都不是专业知识、工作经验可以替代或弥补的。关键是随着时间的推进,后辈们又赶了上来,他们遇上改革开放的时代,受到较好的教育,整体的文化素质越来越好。所以几十年间,我始终有一种先天不足的缺憾与危机感,一直告诫自己要努力多读书,补上缺失的知识。有了这样的想法,我对旧典的敬重与偏爱,就是自然的事情了。
我喜欢古籍也不是泛泛而读,有一条主线一直引领着我的存书与读书的路径。那就是我从数学系毕业,最初转身进入人文领域,不知道该如何去做。后来受到几位前辈的影响,开始了解中国数学史,转而研读数术著作,买了许多相关的书,自己也写过几本小书《古数钩沉》《数术探秘》《数与数术札记》,接着又研读“廿五史”《五行志》及《灵征志》《灾异志》。不过此项阅读让我吃尽了苦头,苦从何来呢?一是这个门类的书颇为艰深晦涩,古今注说又比较少,读懂都难,研究更是自讨苦吃了。二是前面谈到,我的知识结构存在缺陷,古文不精,数术不通,只有想办法补救自己的不足。比如案头上除了原著之外,我还购买简体版、白话版的相关书籍,有中华书局简体版“二十四史”,岳麓书社《古典名著今译读本》,台湾商务印书馆《古代经典今注今译》,北京大学出版社简体字版《十三经注疏》,对照学习,解决阅读的困难。
那么就版别而论,我书房中的古籍图书,哪家出版社的书最多呢?首推中华书局,大书如“二十五史”,还有《十三经注疏》《资治通鉴》;小书如史料笔记、古体小说、新编诸子集成若干。此外还有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中国书店、岳麓书社的书,从新著到影印版的书,我随用随收,随收随选,越积越多。读它们,由最初的求知欲望,逐渐变成一种精神享受。
所谓享受大体有两个指向,一是承继中国旧式文人的传统,坚持做读书笔记,它们不同于当代主流的学术研究,不同于西式的书籍史,不受现代学科设置的限制,可以避免现行教育体制的干扰。说白了,如此读书较少功利性,更强调阅读者的主体意识,注重个人兴趣。二是走唐弢《晦庵书话》、郑振铎《西谛书话》的路子,写一写书话。但对于书话,我近来的认识发生了一些变化。缘于我收存书话、准书话极多,闲来翻看也最多,由此总结出书话写作的四忌:一忌图书简介,二忌书摘文抄,三忌空洞无物,四忌肆意八卦。当年沈昌文先生主持《读书》杂志,他有一句话让我铭记:“《读书》不是书评杂志。”那是什么呢?他在为“书趣文丛”题写广告语时,写出四句话,点破了书话写作的真谛:“书人的心境,书外的故事,书里的风景,书中的情趣”。书话好写又不好写,写好了不易,写得好看、有价值更不易。不同知识背景的人,写出书话也会很不相同。因此阅读书话时,需要多一点细分,加一点小心。
不过阅读中,我也产生了一个新的认识,有时好看的书话,好听的故事,并不在号称书话的著作中;有时不称书话的著作,可能更有书话的价值与趣味。近读徐俊先生《翠微却顾集》,使我的感觉愈发强烈。阅读之中,我有了两点评价:一是学术性很强,二是非常好看。先说其一,中华书局的前辈程毅中先生称赞此书:为专家学者补写外传,是艺文志的大序,是中华书局局史长编的资料。此言不虚,深一步还有两点难得:首先是文如其人,只有人品学品端正的人,才能写出如此温良恭俭让的忆旧文章。正如程先生评价徐俊三句话:“对历史的尊重,对文献的敬畏,对前贤的追慕。”其次是道不虚行,中华书局乃中国书界的百年圣地之一,身处其中,使人有了与环境结合的可能性。徐俊说:“在一个悠久、优秀的传统中工作、生活,是幸运的、幸福的,我们是这个传统的一部分,我们承继传统,又为传统增添新的价值、新的色彩,因而也放大和延长了我们自身。”此说情理交融,我深以为然。有这样的治学原则,更兼徐俊学术功底深厚,融通规范,文字严谨,自然会提升著作的学术价值。
再说其次,徐俊善写文章,文风质朴,语言谦逊。书中记述那么多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颇为难得,却没有一丝夸张的口气。有言“中华风度”,代表人物有杨伯峻、周振甫、赵守俨、傅璇琮,徐俊作为一任掌门人,深得其精髓,落笔可信、可读、可亲。如果我们将他写的一些故事归于书话类,又会产生更好的阅读感受。比如他说,1949年后中华书局校史,有三位最重要的人物:一是顾颉刚,他从1954年按照毛泽东指示出任《资治通鉴》总校对,组织12位专家点校,同时开始点校《史记》,成为修订“二十四史”总其成的人物。二是宋文彬,他在1958年9月13日从杭州调入中华书局,背负着右派身份,成为点校“二十四史”的第一位责任编辑,留下“上午劈柴、下午校史”的故事。2015年,宋先生孙辈将家中珍藏书画拍卖,所得1400万元全部捐给中华书局,建立古籍整理出版基金。三是赵守俨,他是《清史稿》总修撰赵尔巽的后人,1958年从商务印书馆调入中华书局,成为点校“二十四史”的核心人物,档案里留下大量毛笔手书,“翠微校史”第一份档案材料也是他写的。徐俊评价:“案牍公文书法能达到赵先生水平,后无来者。”
徐俊讲述的人物还有很多,再略说二位:一是王仲闻先生,他是王国维次子,长相酷似父亲,沈玉成称他“子之于父,如明翻宋本,唐临晋帖”。他中学毕业即工作,但家学深厚,精熟唐宋文献,常以宋人自许。由于政治原因,他只能在中华书局做临时编辑。1959年4月《全唐诗》点校说明,属名“王全”,实为王仲闻、傅璇琮。《全宋词》重印七次都没有他的署名,直到出简体字版,才加上“王仲闻补订”。二是翠微校史,有“南王北唐”之说,此中南指南朝五史,北指北朝四史,王指章太炎弟子王仲荦,唐指唐长孺。单说王仲荦的故事,1986年他在书房中去世,周一良挽联:“章门高弟一生游心文与史,吾道先驱两部遗编晋到唐。”王先生的夫人郑宜秀将书房锁了五年未动,将王先生的手稿《宋书校勘记长编》始终安放不动,直到2008年交中华书局影印出版。
还有一些难得的书话,如蔡美彪先生是起草点校“二十四史”第一份会议纪要的执笔人,他晚年将自己珍藏的《元典章》赠送给中华书局。顾颉刚曾向周扬推荐三位学生刘起钰、黄永年、王华煦,请他们来京帮助校史。张政烺曾被任命为中华书局副总编辑,但未到任。陈寅恪的著作未能在中华书局出版,事关杨荣国、金性尧。还有汪篯与《唐六典》,王先谦与《新旧唐书合注》,周振甫与钱钟书《管锥编》《谈艺录》的审读交流云云。
徐俊承继传统,毛笔字写得极好,清新自在,不着匠气。我曾向他求字,他录汪曾祺句:“往事回思如细雨,旧书重读似春潮。”徐俊说当初请启功先生看他写的字“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启功委婉指出其中“问”字草法错误,还取出拓本《壮陶阁帖》让徐俊带回去练习。而徐俊看启功写字,说出两点惊奇:一是慢,包括略带飞白的出锋竖笔;二是随时补笔,甚至重复已写的笔道,无论粗细,每补都精准到位,真令人叹服。
校对:李莹
责编:闫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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