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翎

　　■提示

　　简·奥斯丁曾被文艺评论家誉为“散文中的莎士比亚”，中国学者黄梅的新作《奥斯丁问题：“方寸象牙”上的群己之思》以奥斯丁的六部重要作品为主线，通过思想批评与文学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多角度探讨了奥斯丁的社会关怀与艺术世界，对“奥斯丁问题”做出了独特阐释。

　　学者黄梅提出了“奥斯丁问题”，全书呈现了一个阅历丰厚的中国学人带着自己长期的阅读感受、困惑与思考，对“奥斯丁问题”做出的独特理解与阐释。作者以英国18世纪、19世纪之交传统社会向工商业时代转型为背景，以自我个性与他人、群体的关系为核心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文本分析，在与现当代奥斯丁研究的对话中，呈现了奥斯丁如何在其创造的鲜活生动的世俗生活和艺术世界中，传达着社会万象与时代精神，思考着道德与幸福的关系。

　　18世纪末19世纪初，当简·奥斯丁避开家人及访客在起居室一角偷偷地写小说时，万万想不到200多年以后自己会名满天下。简·奥斯丁笔下的主人公为当时正在生成发展、尚未彻底定型的现代社会，思虑考量究竟什么是所谓的“幸福”，对于人类个体生存来说，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东西。

　　1811年作品问世之初，奥斯丁还不过是英国东南部乡间一个在家里操持柴米油盐的中年未婚女子。她的小说也只写村镇里三五户人家几个女子居家度日、恋爱结婚，用她本人的话说，不过是在“方寸象牙”上作微型画。后来，在漫长的维多利亚时代里，奥斯丁的作品赢得了G·H·刘易斯等文化名人的衷心称许，还被移译成多种外国文字。19世纪后期，奥斯丁的“行情”渐渐看涨，不同版本的奥斯丁作品集接踵面世。20世纪30年代，奥斯丁小说的译本和中国读者见面。英国著名学者弗·雷·利维斯在1948年出书，开宗明义点出他心目中支撑英国小说伟大传统的四位巨擘，奥斯丁首当其冲。这标志着在批评界里奥斯丁的“经典作家”地位业已确立。此后，在英语国家乃至世界各地，不论在高校教育、文学批评研究领域还是在普通读者心目中，奥斯丁的位置一路攀高，俨然成为与莎士比亚比肩的大家。

　　20世纪影视产业勃兴对奥斯丁作品的传播起到很大的推波助澜作用。奥斯丁的作品独到地探讨了现代商业化、工业化社会的某些根本问题，具有深厚的思想底蕴，已经200岁“高龄”的奥斯丁小说很有声势地冲入了21世纪。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奥斯丁的“小”题材涉及婚姻和家庭的经济基础，不同人群间的利益分配和运行等许多深层次的问题，也直接参与了有关道德哲学和认识论的讨论。

　　在18世纪、19世纪之交的英格兰乡村，街谈巷议发挥着地方报纸、广播电视的种种作用。奥斯丁小说中每每有许多绘声绘色的闲谈聊天。在小说《爱玛》中，海伯里村闲话家长里短的自发活动呈现的面貌是丰富多样的，鲜明体现了社群成员彼此间深厚的相互关怀，发挥着沟通信息、臧否人物、维系社群运行的正面作用。和书中的村民一样，读者也是通过这些街谈巷议获得许多人物的生存状况、地位变化甚至出行动态等的信息。黄梅认为，在这部小说中，女性闲话，或更确切地说是闲谈女性，不仅如古希腊剧中的合唱从旁观角度提供了某种公众意见或判断，更是故事的参与者，是以群体集合身份制造、推动甚或扭转情节发展的一个重要“角色”。可以说，小说中的海伯里村的众生，几乎无一例外被有“重量”的闲言所笼罩。连爱玛这样主意特大、无求于人的千金小姐也不例外。

　　奥斯丁笔下热闹的闲聊场面似乎呼应了一些学者和思想家的观点。比如，人类学家格鲁克曼认为，社群“靠说三道四、危言耸听得以维系并护持其价值观”。当代进化心理学家邓巴等人则强调：人类之所以能进化成为人，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在于规模逐渐扩大的群体生存方式，而闲谈则是维系较大原始群落的重要方式，是成员之间表达亲善、沟通感情、维护团结的手段。奥斯丁小说《爱玛》中贝茨对老约翰的关心代表了闲谈中的邻里善意和彼此扶助。

　　批评家布雷德利曾说：“简·奥斯丁有两个明显的倾向，她是一个道德家和一个幽默家，这两个倾向经常掺混在一起，甚至是完全融合的。”学者黄梅的《奥斯丁问题：“方寸象牙”上的群己之思》处理了奥斯丁小说所呈现的思想、社会和艺术诸问题，尤其聚焦转型时代“群己”关系的裂变，这是现代社会深刻的哲学问题之一。黄梅称奥斯丁是率先在她的时代高度重视人际关系危机、重视道德与幸福之间的关系，并给予精彩表达的思想者和说书人。婚姻与家庭恰是人与人关系的重要社会载体，黄梅在书中探讨剖析了婚姻之于奥斯丁时代的价值锚定、社会意义和伦理内涵，以及其中所呈现的人心与人性的光辉。

责编：李明
审核：徐晓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