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昌文晚年常说，出版更像是一个江湖。面对众多文化门派、学问高手，好的出版人要坚持无宗无派，无嗔无喜，这是职业人的基本规范。还要表现出一种谦逊的态度，敢于在专家面前说“不懂”，抑或表现出所谓“三无”的状态，即无能、无为、无我。当然这不是一种消极的人生观，而是更加积极向上，为实现更高层次的理念而铺垫的方法。那应该怎样做呢？一是各路高手来到你的平台上，你要平等待客，不要轻易被某一方操纵。二是你要有服务精神，让专家们有表达的空间、信心和兴趣。三是你还要有学习精神，人家在那里舞刀弄棒、妙手迭出，你前来端茶送水，暗中观望，比对各个门派的套路，正正反反，强强弱弱。如此积年累月，深思熟虑，师从众师，内外兼修，自然有了兼容并收、自成一家的希望。

　　实践上面一段理论，关键在“师承”二字上。沈昌文晚年的最后两部著作《师承集》《师承集续编》，它们的题目正是最好的注脚。沈先生《师承集》序言题目又是《我的老师》，他说：“自己一生中跟从的老师特别多，从小到大，最愿意做的事，就是‘师从’。”那么如何“师从”呢？又引出一个“师从众师”的观点。此语出自采访文章《扬之水：在落花深处和古人约会》，扬之水在《读书》杂志供职十年，得到沈昌文亲炙，深解沈氏“师从”的意义。后来扬之水离开《读书》，成为一代学问名家，她在接受采访时说：“在《读书》认识的作者都是顶尖人物。这对于我来说是‘师从众师’了。不限于某一老师，这样就不会有一种思维定式，视野就更开阔了。那种帮助是一种影响，等于是在他们中间熏陶出来。”

　　“师从众师”，往往受到职业、环境、经历三重因素的影响。首先是职业性质，如胡适讲做学者的特质：“为学当如金字塔，要能博大要能高。”王云五讲做编辑的特质：“为学当如群山式，一峰突出众峰环。”两位前辈喻说求学之道，显然是有区别的。归于师从之道，自然也会有所不同。其次是学习环境，诸如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读书》杂志一些文化机构，曾几何时，社内社外名家云集，而且“陆续聚合了中国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优秀人物。”如杨绛写道：“三联是我们熟悉的老书店，品牌好，有它的特色。特色是：不官不商，有书香。我们喜爱这点特色。”一个人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当然具备了“师从众师”的基本条件。再次是个人经历，以沈昌文为例，一九五一年他二十岁进入人民出版社做校对员，只有大学二年级学历，但他一直勤奋自学。一九五四年后沈昌文翻译的俄文著作《书刊成本计算》出版，受到社长王子野赏识，提拔他做社长办公室秘书，还破格晋升为行政十七级。从此他站稳脚跟，自称进入了人生的“坦境”。尤其是从那时起，他可以近距离接触到更多的优秀人物，开始了更为勤奋的工作与学习。沈昌文回忆：“我在他们身边做秘书，非常高兴。我自己认为，这是我的研究生时期。从1954年到1960年，这六年里我等于念了六年的研究生。我很努力，几乎把三联书店资料室的书看了一遍。”在这里，我们将沈昌文“师从众师”的人物划分为三类：一是领导者，二是编辑，三是作家。

　　先说领导者，沈昌文说：“我认为，五十年代里边，共产党最优秀的出版家当时都集中在人民出版社里了。”他们是胡绳、叶籁士、曾彦修、王子野、陈原、史枚、范用、戴文葆、冯宾符、张明养、梁纯夫等。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呢？因为一九五〇年人民出版社成立，陆续将三联书店、世界知识出版社并入其中，三联书店又是一九四八年由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三家出版社合并而成。这么多有背景的出版机构组合在一起，当然是名家汇聚了。当时二十几岁的沈昌文为这些领导者做秘书，看到、学到很多东西终生难忘。比如沈先生说：“延安来的几位，例如王子野、曾彦修等等，学问不比白区来的人少，讲话也是一会儿中国话一会儿外国话。我们这里的编辑部很特别，大家的外国话都很好。我在他们身边做秘书，非常的高兴。”

　　接着说几段领导者的故事：一是他们主张读书无禁区，曾彦修上任社长后，宣布资料室以及韬奋图书馆开放，工作人员可以自由阅读。这使沈昌文在几年的时间里，有机会翻看几万册很难见到的图书，对他后来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二是他们主张组稿要开放思想，允许不同意见的争论。比如一九五一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刘大年《美国侵华史》，备受好评。翌年燕京大学卿汝楫又投来《美国侵华史》同名书稿，曾彦修等人审读后，认为水平超过刘大年的书，坚持同名出版。再如岑仲勉《黄河变迁史》书稿中说：“黄河变迁的考察未必都比我的考证清楚。”审稿者认为违反“实践论”的原则，陈原说允许有不同的表达。三是他们提出选书要注重“翻箱倒柜”，翻检出旧人的新旧著作，重新出版。这与后来李慎之说出版要“向后看”的观点同调。他们找到的旧人如栾调甫、陶菊隐、商衍鎏、周瘦鹃，著作如罗尔纲《太平天国史迹调查集》、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张荫麟《中国史纲》、邓拓《中国救荒史》、陈登原《国史旧闻》等。且说陈原亲赴西北大学陈登原家中组稿，陈登原在《国史旧闻》序中写道：“稿成，有书贾来，乃付之去。”陈原阅后一笑置之，照样放行。四是他们主张当编辑要抓大事，不要拘泥小事，尊重作者的文风。张荫麟《中国史纲》中写到王昭君，称去和番的美女“未必娇妍”。编辑认为写得庸俗，应该删去。还要将鲁迅文章中的“平和”改为“和平”，将张蓉初译文中的“一日日”改为“一天天”等等。对此曾彦修、陈原等坚决反对，他们“更主张著者有自己的自由，要保存作家的风格”，“应当允许作者有自己的表达方式，特别是像张荫麟先生这样有成就的学者”。

　　再说到编辑，由于历史原因，上世纪50年代初人民出版社中，聚合了许多有大背景、大学问的人。沈昌文始终尊重他们，诚心以他们为师。本文略举几例：一是刘仁静，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也是“中国见过托洛茨基的人”。他曾在托洛茨基流亡时的家中住过一个月，托洛茨基送给他许多书。一九五一年刘仁静来到人民出版社工作，国家出版研究性著作时，他拿出四十多册罕见的书，还参加翻译普列汉诺夫著作。一九八七年刘仁静去世时，新华社、人民日报都发了消息。二是何思源，一九四九年前曾任北平市市长，为和平解放北京有贡献。沈昌文跟他学过法语。三是朱南铣，清华大学哲学系毕业，英文德文都非常好。写作时与周绍良共用笔名“一粟”，出版过《红楼梦书录》《〈红楼梦〉点校本》《中国象棋史丛考》。沈昌文说，朱南铣是他见过的最优秀的编辑，但行为放浪形骸，“朱南铣认为，文人无行，规规矩矩的人做不出学问来，因为很多学问上的主意是一念之间产生的。”沈昌文还说：“朱南铣对我的帮助很大，遇到中外文的事都向他请教。他鼓励我跟他研究中国游戏史，可惜我那时的兴趣还在外国，没有进入门下。”但朱南铣嗜酒如命，一次在乡下与沈昌文饮酒后，不幸溺水身亡。四是陈玉祥，旧中国正中书局留用人员，负责版权工作。他是老出版，非常爱书，常给沈昌文一些指点，比如给老专家写信，他教沈昌文要称“字”不要呼“名”。有一次给郭沫若写信，他教沈昌文抬头要写“鼎堂先生”。还有舒贻上，字之鎏，湖南名流，据记载他曾经给齐白石推算时运。董秋水，小说家张洁的父亲，参见《无字》中人物。郭根，《文汇报》知名记者。谢和赓、应德田等等，他们都是有故事的人。

　　最后讲几位作家，一是潘光旦，大约1955年或1956年的某一天，他挟着一大堆稿件来到人民出版社，沈昌文说：“社领导都不在，由我这小秘书接待。潘老希望出版他翻译的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特别是他煞费苦心写的大量注释。”后来未能出版。沈昌文读过潘光旦译蔼理士《性心理学》，潘光旦又会说宝山方言，两人相谈甚欢。二是马元德，毕业于北京大学，通英语德语,特别对罗素有研究，译出《西方哲学史》。“他译德语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人论著，诧为奇才。”三是王荫庭，俄语专家，“译普列汉诺夫极为得心应手，以后俄文论著多半是他完成。”还有李慎之、董乐山、施咸荣、殷叙彝、郑异凡等等，沈昌文说：“他们都是我名副其实的老师。”

责编：齐志扬
审核：徐晓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