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三度梅”获得者宋国锋，演绎的人物和导演的话剧总是流淌着关东演剧学派的基因。图为宋国锋近照，背景照片为其导演的作品《天算》剧照。 本报记者　谭　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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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吴 丹

　　核心提示

　　走过以时间线串成的辽宁人民艺术剧院院史展板，宋国锋的脚步渐渐放缓。一部部经典作品的名字泛着光，他眼里溢满自信：“一辈子从事自己热爱的事业，是幸福的。”那浑厚有力的声音带着从岁月深处沉淀而来的味道。作为从黑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三度梅”获得者，宋国锋演绎的人物和导演的话剧，总是流淌着关东演剧学派的基因，如高粱酒般醇厚。我们的对话从他58年前的从艺起点开始。

　　“市场最惨淡时，有场演出只有一名观众，挺悲壮的，但是守住了，就值”

　　本报记者：您最初在乌兰牧骑工作12年，这是您艺术生涯的起步，在深入大漠、草原、工厂、矿山演出的过程中，您是不是有很多感悟？进入辽艺后，您和那些老戏骨演戏，是否还记得演第一部戏时的感觉？

　　宋国锋：1966年初，我的家乡赤峰市组建乌兰牧骑。也许是因为我在学校里演过小话剧，他们选演员时就把我选中了，开始了我的演艺生涯。算起来，已经58年了。

　　在乌兰牧骑工作12年，对我来说太重要了。乌兰牧骑是我成长的摇篮，而且是我人生观、艺术观等形成的关键阶段，我很感恩那段经历，每年都要到基层演出300场左右，深入农村、牧区、工厂、矿山，这种积累对文艺工作者的成长尤其是意志品质形成来说，是重要的锤炼。

　　1973年，辽宁省组织文艺培训班，我进入表演导演班学习，辽宁人民艺术剧院的很多老师为我们作辅导，我受益匪浅。1978年，我跨进了梦寐以求的辽艺大门，成为一名话剧演员。

　　培养我在艺术之路上有所造诣的，正是在辽艺这40多年。李默然、王秋颖、陈颖、赵凡、赫海泉等，都是我崇拜的艺术大师。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成长学习，和德高望重的表演艺术家同台演戏，我总有一种“偏得”的感觉，感慨自己太幸运了。

　　调入辽艺后我主演的第一台话剧是《于无声处》，和王秋颖老师合作。别看我有十几年的演出经验，但真正和老戏骨们同台排练仍然紧张——排练中，一看见王秋颖老师，我眼前就发黑，连腿肚子都抽筋了，台词也忘了。见我这么紧张，王秋颖老师也不说什么，招呼我下班后到他家去。一进屋，就看他炒好了花生米，又拿出一壶酒。我紧张地捏起酒杯，哆哆嗦嗦地跟前辈喝了起来，边喝酒边谈心边讲戏。就这样，我们拉近了关系，再演戏也就放松了，找到角色的感觉，信心也足了。正是这些老同志言传身教，手把手扶着我一步步地往前走，我才走到了今天，走上了“梅花奖”的领奖台。

　　本报记者：“三度梅”既是荣誉，也是鞭策和责任。在话剧的低谷期，您是如何在话剧战线上苦苦支撑的？当时的信心来自哪里？

　　宋国锋：参评“梅花奖”不是仅仅看一台戏，而是根据演员多部剧目塑造的形象得出综合评价。我就憋着一股劲儿，从《高山下的花环》开始一部接一部地演，直到在《秦始皇》里饰演嬴政，拿了第五届“梅花奖”。对那台戏，曹禺先生给予很高的评价。他对我说，他看了那么多的“秦始皇”，还是喜欢我演的这一个。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是话剧最不景气的时候，有人劝过我，说演话剧没人看。我没有动摇，我觉得如果不坚守这个阵地，对不起“梅花奖”，更对不起支持我的观众。

　　当时话剧处于低谷期，我印象最深的是《银行家》演了115场，除了开头几场反响不错，后来持续遭遇冷场，少的时候只有七八个观众，还有一场就一个观众。但是我们得坚持下去，现在想起来还是鼻涕一把泪一把，感觉挺悲壮的，我劝大家：“权当练功吧。”我认为，只要守住了，就值！正因为那个时候人心不散，不断用作品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才有今天。电视剧《渴望》火了后，我认真思考，它的火包含着一种朴素的启示：戏如人生，底色都是善良和奋斗，作品与人民的生活产生对焦就会得人心。我们得打造这样接地气的话剧，于是就有了后来的《金石滩》《爱洒人间》等。

　　从没有观众到座无虚席，我们是一步步奋斗过来的。随着《父亲》等精品剧目的相继呈现，辽艺在全国话剧界走到了领军梯队。进京演出时，北京人艺的老艺术家激动地给我们竖大拇指。到上海演出，上海观众的热情掌声如排山倒海般，观众看得太投入了，有观众涌到后台拉着我的手，说辽宁人艺的戏太好了，走到了他们心里！观众的支持让我更加坚定信心，牢牢把握这一信条：紧扣时代脉搏，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行。

　　“戏比天大，不能对不起观众。为了戏，我可以死在台上”

　　本报记者：您经常提到“戏比天大”，您如何理解这四个字？

　　宋国锋：“戏比天大”是李默然先生特别推崇的。我当院长后，在剧院门前的广场上立起一块石刻，篆刻的正是李默然先生手书的这四个字。

　　作为演员，每一天我都在用这句话激励自己。我的理解就是：为了戏，我可以死在台上。当年话剧《鸣岐书记》在沈阳南湖剧场演出，我饰演张鸣岐。演得正酣处，突然间犯病，我就觉得身子要倒，心揪到一起，汗珠直往下滚，我只好用手勉强撑着桌子。饰演我爱人的演员悄悄问我怎么了，我说心脏不行了。她下去迅速拿来急救药，还巧妙地加上一句词：“鸣岐，你把药吃了吧。”我把药片吞下去，瞥见上台口侧方抢救小组抬着担架准备把我抬走。那能行吗？戏还没演完呢！他们极力地劝说：“不抢救，你会死在台上的。”我说：“那就宁可死在台上。”当时就是一种信念：戏比天大，我不能对不起观众。

　　不光是我，其实辽艺整个团队都具有这种品质，戏在我们心中永远是神圣的、至高无上的。所以为了戏，什么都能舍弃。《父亲》中，为了塑造好“父亲”这个形象，我得减肥，我一个月就减了19公斤，那是什么劲头？就是戏比天大。

　　本报记者：您已经功成名就，尤其是退休后，本来可以安享晚年，可最近几年，您都保持着每年排七八部剧的高产效率。您为什么还要不辞辛苦地为戏剧奔波？

　　宋国锋：说到底就是爱。因为热爱，觉得应该尽好这份责任，尽量多做一点，对得起大家的厚爱。我血压高，心脏不好，腰腿疼，排了一天戏之后有时迈不动步。儿子就说我：“爸呀，你图什么呀？”我说，人各有各的活法，我的活法就是泡在我钟爱的话剧里，这就是幸福，如果不让我排戏，活着没劲儿。

　　“作品有生气、接地气、扬正气，演出醇厚的辽艺味道”

　　本报记者：您对辽艺多年来形成的关东演剧学派的表演有深刻的理解。您认为，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将这一学派发扬光大？

　　宋国锋：关东演剧学派是以李默然先生等为代表的老一辈艺术家通过多年的艺术实践创立的学派。它在关东大地兴起，必然带着地域的鲜明特色，浸染着关东人骨子里坚韧、大气的品性。正如李默然先生所概括的——大开大合与恬静细腻并用，电闪雷鸣与薄云轻雾并用，奇峰突兀与曲径通幽并用，大江东去与潺潺流水并用，它是对比相当强烈的一种风格。

　　关东演剧学派是我们剧院从创立至今一直秉承的表演理念，具有独到的内涵，我觉得这种风格最重要的就是深接地气。建院之初，老院长安波就确立了紧跟时代、贴近生活的创作方向，写老百姓、演老百姓、给老百姓看，所以这个学派的表演最重要的就是具有人民性，如关东高粱酒，醇厚浓烈，又像酸菜血肠，在寒冬腊月里暖心暖胃。

　　作为关东演剧学派的传承人，我尽可能地把我承继的、品味到的老艺术家的风格、精神内核刻画呈现出来。我经常深入生活去观察形形色色的人物，比如排演《父亲》时，我天天一大早到百鸟公园跟老工人唠嗑。我认为，深入生活不是瞪着眼睛去找人物，而是通过真善美的发现与艺术的提炼，演出人物的精气神。

　　我也尽力在导演剧目中用这种理念指导艺术创作。这些年，我在各地导演过很多戏，很多人说看出了辽艺的影子，我说那就对了，因为我想展现的就是辽艺味道。

　　关东演剧学派以民族化话剧见长。《凌河影人》那部剧就比较典型。如何守正创新是我们一直思考的话题，我认为应该兼容并蓄，合理吸收其他流派的优点，在坚守特性的同时也持有发掘新题材、开辟新样式的底气。《凌河影人》在舞美上就有很多创新之处，打破了过去传统话剧的“三堵墙”设计。近年来排的“抗战三部曲”，也融入了其他的艺术元素，比如采用了旋转平台等，呈现出让人耳目一新的舞台样式。目前正在排的《假道》，我们想把它做成一个非常壮阔的图景，会巧妙地借助现代多媒体手段展现东北抗日义勇军万里归家路，让关东演剧学派的风格与多媒体技术交融，使作品产生新的张力。

　　本报记者：您认为辽宁戏剧事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或者突破口在哪里？如何找到艺术与市场的平衡，打造出叫好又叫座的文艺作品？

　　宋国锋：要沉下心来，认真研究观众的心理，因为我们排戏、演戏最终是给观众看的，当然我不主张那种媚俗的迎合，我们还得从艺术本体去思索，无论是一度创作还是二度创作都需要考虑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统一。戏剧是浸润人心的艺术，总要给人以启迪。要做到作品有生气、接地气、扬正气，把人往正道上引。真善美是永恒的创作追求，在新时代背景下，要不断推陈出新，变换样式，以新鲜的方式输出，才能让作品立得住、传得开、留得下。这就很考验戏剧工作者的功力。

　　艺术的市场化运营，始终得两条腿走路，作为演出团体，应尽可能多演戏、演好戏。演出团体得想尽一切办法使戏走出去，走进大众的心里。政府等部门也要加大扶持力度，多措并举培育市场，比如提高补贴的标准，鼓励那些艺术性、思想性高的剧目，更多地走进基层。

　　人物简介

　　宋国锋  国家一级演员、一级导演，国家有突出贡献话剧艺术家。现任中国话剧协会副主席、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名誉院长，是中国话剧界第一位也是唯一三次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大奖”的演员，五次获“文华表演奖”，因在电影《父亲》中成功塑造“父亲”的银幕形象，斩获第二十七届开罗国际电影节影帝。其主持创作并领衔主演的8部话剧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1950年出生，1978年调入辽宁人民艺术剧院，2012年退休，至今仍活跃于戏剧舞台。代表作：话剧《父亲》《凌河影人》《黑石岭的日子》《郭明义》《干字碑》及辽艺“抗战三部曲”，电影《父亲》《生死牛玉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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