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三千五百年前的石头会唱歌
石磬 青灰色岩石磨制。北票市大板镇康家屯石城址出土,属距今三千五百年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文物,具有乐器、礼器、祭器三重身份,表明当时的辽西地区已出现了礼乐意识,礼乐文明已经发展起来。现藏于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磬字演化 如一人执槌,向左上方悬挂的三角石头敲击。
编磬悬挂方法示意图
磬是我国古代特有的石质敲击乐器,古人认为叩之可以上达天神。 石磬越大越薄,振动发声越低沉。相反,石磬振动发声越高,古人根据这一原理,用大小不一的石磬组成编磬,敲击之下,形成音乐。
“磬”的篆文
本报记者 商 越
本期导读
这件出土于辽宁北票康家屯石城址的石磬,属于距今3500年至4000年前夏家店下层文化文物,它是辽西地区进入高级文明社会的标志,证明当时的礼乐文明也发展起来。中华传统文化的礼乐制度在西周时期形成,经过儒家学者推广,礼乐教化得以通行天下,中国也因此成为“礼仪之邦”。
远古时期的打击乐器
这块石头造型奇特:外形呈三角形,扁平片状,青灰色岩石磨制得很精细,表面光滑,近钝角处有一个约2厘米的穿孔。它静静地悬挂在辽宁省博物馆展厅里,标签上写着“石磬”“夏家店下层文化”。
石磬是我国古代特有的打击乐器,体形硕大、石质坚硬,叩击之下发出石质悦耳声。古人认为,叩击石磬可以上达天神。
那么,这件石磬是怎么发现的呢?时间回到1997年。当时的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朝阳北票市大板镇康家屯石城址进行抢救性发掘。
这是一座距今3500年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规模较大的石城址。曾参与康家屯石城址发掘的大连市文物局副局长李维宇告诉记者,石磬发现于一处遗址内,证明这个遗址里居住着使用石磬的人。
有趣的是,朝阳市建平县水泉村在1977年曾出土一件石磬,经过比对,这两件石磬高度相似。朝阳博物馆保管部部长李靖介绍,目前在朝阳市已经出土多枚古代石磬,均为石质,大小不一,最大一件长边约1米,而水泉村出土的一件石磬重达9.3公斤。它们都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 按照使用功能,石磬可分为单一使用的“特磬”和成组使用的“编磬”。朝阳市出土的这几件石磬都属于特磬。
石磬的使用历史在文献中有记载,如《吕氏春秋·古乐》记载:“帝尧立,乃命质为乐……乃拊石击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诗经》中有“鞉鼓渊渊,嘒嘒管声,既和且平,依我磬声”的吟咏,表明在远古时期,石磐已被先民用于娱乐伴奏,后来逐渐被用于宫廷乐舞中。
进入高级文明社会的标志
“康家屯石城址出土的石磬表明,生活在辽西地区的先民在当时已出现了礼乐意识。”辽宁省特聘教授、沈阳音乐学院音乐考古专业教授贺志凌说,中国古代的礼乐制度十分完善,虽自西周提出但其酝酿和萌发时间更早。他告诉记者:“这些石磬应具有乐器、礼器、祭器三重身份。”
“夏家店下层文化是西辽河流域继红山文化之后的第二个高峰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国祥对记者说,中国北方在红山文化晚期已进入初级文明社会,而到了被称为“与夏为伍”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已进入高级文明社会。
进入高级文明社会的标志体现在哪里呢?刘国祥解释,这一时期,人口数量增长,遗址分布密集,出现了高等级的石城址群,而且城址经过周密的规划设计。无论大中小型聚落,都注重预防战争。在聚落的外围,环绕有围壕,而且围壕一般比较宽、比较深,具有明显的防御功能,开创了挖壕筑墙的新时代。这里出土了很多骨镞,具有很强的杀伤力。此外,还出现了高度发达的彩绘陶器,青铜器也不断增多。以上这些都是文明社会的表现。
在刘国祥看来,夏家店下层文化出土的多件石磬证明这一时期礼乐文明已经发展起来。放眼全国,在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遗址、二里头文化遗址也出土过这种石磬,表明在早期青铜时代,中国北方与中原地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为龙山文化早于夏家店下层文化,而且龙山文化出土的特磬体量更大、造型更精美规整,所以刘国祥推断,辽西石磬应该是学习吸收中原礼乐文明的结果,实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夏家店下层文化在继承当地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基础上,与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西北地区的石峁文化等都有密切交流,文化相互融合,从而大大加快了发展的步伐。” 刘国祥说。
礼乐制度孕育于夏商形成于西周
探究石磬的用途,人们发现,特磬多用于生产生活中对祖先神灵的祭祀及娱乐活动,编磬的出现要晚于特磬,约产生于西周时期,多用于宫廷雅乐的演奏。
相比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造型古朴的特磬,战国时期的山东阳信石编磬的形制已经非常规范。而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规模最大的石编磬,刻有编号和乐律铭文,是战国早期的礼乐重器。
“从编磬的大小厚薄来看,当时的工匠已经认识到,磬越大越薄,其振动发声越低;磬越小越厚,其振动发声越高。”辽宁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王忠华向记者介绍,随着制作工艺不断发展,石磬渐渐被上层统治者用于殿堂宴享、宗庙祭祀、朝聘礼仪活动中的乐队演奏,同钟、鼎一样,被视为象征其身份地位的礼器。
由此我们发现,礼乐文化孕育于夏商之际,到西周初年,周公旦“制礼作乐”,礼乐制度文化系统形成。
周朝建立后,开始分封诸侯,将同姓宗亲与异姓功臣分封到各地。为了稳固统治,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旦总结血缘伦理与宗教仪轨,制定了体现身份尊卑的典章制度——周礼。以“礼”来明确等级秩序,同时又以“乐”来调和“礼”的森严,谓之“礼乐制度”。礼乐制度的核心内容就是以钟和磬为代表的具有严格等级区分的乐悬制度。简单理解,就是钟磬的悬架有明确的等级标志:天子,四面都悬挂钟磬,名为宫悬;诸侯,去其南面的钟,名为轩悬;卿大夫,只挂于东西面,名为判悬;士,只许一面悬挂,名为特悬。
回望历史,我们看到,周公旦“制礼作乐”奠定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礼制”。后来,孔子在此基础上,将“礼乐”的内涵演化为社会秩序下的“人伦和谐”,主张通过“礼乐教化”使人修身悟道、谦和有礼、威仪有序、远近和合。礼乐制度由儒家文化承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延续3000年而不衰,这也是中国被称为“礼仪之邦”的缘故。
手记
传统音乐的文化滋养
商 越
远古石磬,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打击乐器,也堪称中国礼乐文化中乐器的代表。从这些珍贵的乐器中,追寻中国古代音乐发展的历程,我们能看到一部别样的文明史,彰显着中华传统音乐文化的悠久、绚丽和伟大。
我们从甲骨文中的“磬”字,能看到石磬最初的模样和使用方法:左半边像悬石,右半边像人执槌敲击。可见,磬是通过敲击发声,呈悬挂状。
众所周知,音乐离不开两大要素,节奏和旋律。相比擅长表现旋律的其他类乐器,打击乐器更容易表现节奏。也许是因为对音律的要求不高,制作相对简单,石磬等打击乐器在中外乐器发展史上,都是较早出现并定型的乐器。
按照制作材料的不同,周代就产生了我国最早的乐器分类方法——“八音分类法”,即将乐器分为金、石、土、革、丝、木、匏(páo葫芦类果实制成的笙、竽等)、竹8类,前四类属于打击乐器。在《诗经》中提到的近30种乐器中,打击乐器就有20多种。
目前考古发现出土数量最多、使用分布最广泛的古代乐器,就数磬、钟、鼓。因此可以认为,打击乐器,尤其是编磬、编钟和鼓,是那个时代乐器大家族的骨干,其创造的从容不迫、端庄肃穆的演奏风格,表现出商周时代特有的雍容气度。
音乐是比文字更早出现的文明载体,而乐器作为人类交流、表情达意的工具,千百年来一直在传承、创新中发展。从辽博正在进行的“和合中国”展上,我们看到中国考古发现最古老的乐器——贾湖遗址出土的骨笛、北宋遗留的“大晟黄钟”铭文编钟、明代潞国制中和琴等颇具代表性的古代乐器珍品,从这些乐器的背后,我们感受到传统音乐辅德化、养性情、娱民众的文化内涵。
(本版图片由辽宁省博物馆提供)
制图 隋文锋
责编:栾溪
审核:徐晓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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