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晓群

　　1982年《读书》杂志第12期，发表钟叔河文章《中国本身拥有力量——编辑“走向世界丛书”的一点体会》。钱钟书读后大为赞赏，主动邀请钟叔河来京时到家中做客，还鼓励钟先生将文章结集出版，他愿意为之作序。后来杨绛写信给钟叔河说：“他（钱钟书）生平主动愿为作序者，唯先生一人耳。”

　　1985年，钟叔河著作《走向世界》在中华书局出版，他在后记中说，适逢中华书局李侃路过长沙，李先生建议将此稿收入中华书局“中华近代文化史丛书”，还写了推介文章。钟先生接受了李侃的建议，却“失诺于北京三联书店，在这里向范用、戴文葆、沈昌文、秦人路诸君致歉”。此为题外话。

　　钱钟书兑现前诺，为《走向世界》作序，全文有1000余字。他赞扬钟叔河“眼光普照，察看欧、美以及日本文化在中国的全面影响……找到极有价值而久被湮没的著作，给研究者以便利，这是很大的劳绩”。此外，序文中有两段内容，让我记忆：

　　一是钱钟书的才子气，他谈到自己早年用英文写过关于清末我国引进西洋文学的片段，经常涉猎那些游记、旅行记、漫游日录等。但以往自己对这一类“稀罕而不名贵的冷门东西”视野很窄，只局限于文学研读。加上一些出洋游历者强充内行或吹捧自我，像康有为《十一国游记》、王芝《海客日谭》等，往往无稽失实，应了英国的老话，所谓旅行者享有凭空编造的特权（the traveller’s leave to lie），远来和尚会念经。

　　二是钱钟书俗中见雅的文字风格，他写道：“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有时大开着门和窗；有时只开了或半开了窗，却关上门；有时门和窗都紧闭，只留下门窗缝或钥匙孔透些气儿。门窗洞开，难保屋子里的老弱不伤风着凉；门窗牢闭，又怕屋子里人多，会气闷窒息；门窗半开半掩，也许在效果上反而像男女‘搞对象’的半推半就。谈论历史过程，是否可以打这种通俗粗浅的比方，我不知道。”怎么不可以呢？这也是钱钟书一贯的文风。如上世纪90年代，《文汇读书周报》陆灏写信向钱钟书夫妇约稿，钱先生回信说：你“具有如此文才，却不自己写作，而为他人作嫁，只忙碌于编辑，索稿校稿，大似美妇人不自己生男育女，而充当接生婆（旧日所谓‘稳婆’）”。

　　由此言归正传，钱钟书写道：“中国‘走向世界’，也可以说是‘世界走向中国’；咱们开门走出去，正由于外面有人推门，敲门，撞门，甚至破门跳窗进来。”文字通俗明白，道理已经很清楚了。

　　此时，我的思绪也回到现实中，回到我的书房，认真翻检架上的存书，我的手上有哪些“中国走向世界”或“世界走向中国”的著作值得推介呢？有很多，本文择要例说几部：

　　其一，方豪《中西交通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方豪早年自学成才。上世纪20年代，他曾与陈垣、张星烺、向达、张维华、张荫麟、白寿彝、郑鹤声、罗香林、李俨、岑仲勉等人往来。1941年受聘为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抗战胜利后在北京辅仁大学任教，后来在台湾大学历史系任教。学术界对方豪评价很高，如他去世时，苏雪林在悼念文章中写道：方豪的离去，“宗教界、学术界一颗巨星又收敛了它的光芒，顿觉天宇沉沉，一片漆黑。”韩琦在《中西交通史》后记中写道：“方豪全靠自学成才，发表的文章数量之多，涉及面之广，学术价值之高，可谓是前无古人，恐后人也难以逾越。”再有《季羡林说国学》一书中，提到许多名人论中国文化的著作，如歌德《歌德谈话录》，汤因比《历史研究》《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周一良《中日文化关系史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豪《中西交通史》等。其中许多论断发人深省，如汤因比论秦始皇与刘邦统一中国的不同之处，阅后颇有振聋发聩之感。而季羡林摘引最多的观点和资料，恰恰来源于方豪的一些著作。

　　其二，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走向世界丛书续编”，前者36种，后者65种，附录4种，岳麓书社。这套书的出版，历经一个漫长的过程。1981年，钟叔河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工作，他开始出版“走向世界丛书”第一部林鍼《西海纪游草》，此后3年中，接续出版20种。1984年钟叔河去岳麓书社工作，他将这套书带过去继续出版，至1986年，合计推出36种。到2008年，钟先生发现市面上有人翻印“走向世界丛书”中的部分著作，因此向出版社提议，应该及时修订重印这套大书，最终合订成十大册重印出版。此时钟先生的手中，尚有此套丛书计划中的60余种未能出版。直到2016年，经多方努力，才将“走向世界丛书续编”推出。此时距第一种书面市，已经过去30余年。今日评价，钟先生几乎凭一己之力，为中外文化交流展现一个视角，树立一座丰碑。

　　其三，“西方早期汉学经典译丛”“当代海外汉学名著译丛”“海外汉学研究丛书”，大象出版社，主编任继愈，执行主编张西平、耿昇。这套书我存有30余册，将它们与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比较，正如钱钟书所喻，中国恰如一座打开门窗的屋子，“走向世界丛书”中的那些人是走出房间，观望世界；而这三套书中的人是走入房间，观察中国。两者合璧，即成中外文化交流的两个侧面。任继愈在总序中说：“回溯历史，中外文化交流共有五次高潮。”第一次在汉朝，公元前后1世纪，开通了丝绸之路；第二次在唐朝，公元7—8世纪；第三次在明朝，公元14—15世纪；第四次在清末鸦片战争前后，19世纪；第五次在五四运动前后，20世纪到现在。这三套书从21世纪初陆续出版，其中好看的书极多，名著如莱布尼兹《中国近事——为了照亮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名人传记如《马礼逊——在华传教士的先驱》，有趣的书如《中国图说》，让人惊奇的书如《中国的犹太人》等。这套书貌似太学术、太深奥，其实不然，只是著译者的背景、视角、思维、政治、文字等差异，不像中国人自己的著作那样易于亲近，往往让泛读者望而却步。

　　其四，《中国印象——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上下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此书再版，又将副题中的“世界名人”改为“外国名人”。书中有利玛窦、维科、孟德斯鸠、康德、黑格尔、罗素等许多外国名人论述中国文化的言论。其实早在1991年，湖北人民出版社曾出版此书，书名为《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初版时王建辉送我一部，后来找不到了，只好又买一部。再后来见到广西师大版本，又买一部。某时因工作之需，推荐给小编们阅读，至今还未奉还。我写此文急用，只好又买一部。就这样前后买了四五部。此书为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编，何兆武、柳卸林主编，他们不辞辛苦，出手编选译注名家文章，保证了全书品质上乘，大异于坊间篡抄之辈。只是广西师大2001年版有趣，他们在书后附录中，放入一篇张中行读后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文章很短，文字一如既往，生花妙笔，绕来绕去。比如他说：“人生之理在辨是非好坏。如今女士的鞋，尖头而跟高，说好，可以求助于美学，说不好，可以求助于实用主义，结果必是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如此笔法可归于钱钟书一派，只是一个由深入浅，一个由浅入深。

　　其五，《斯坦因中国探险记》四卷，春风文艺出版社。作者奥雷尔·斯坦因是犹太人，1862年出生于匈牙利，后入英国籍。他曾经四次到中国新疆及河西地区探险，“第四次因中国学术界的抵制与反对而夭折”。巫新华主持翻译，书中内容取自斯坦因《沙埋契丹废墟记》。这是一部奇书，除了书中内容的神奇，还有附带着许多神奇的判断，比如对斯坦因历史地位的评价，他究竟是一位伟大的探险家、考古学家，还是一个震惊世界的文物偷盗者？抑或兼二者于一身？再如此书序言，转用孟凡人为《沙埋契丹废墟记》中译本所写的序，副题为“斯坦因探险的性质与如何看待其著作问题”，实为一篇檄文。当然，阅读此书时，我们还会想到余秋雨《文化苦旅》中的文章《道士塔》，以及王道士的故事。

责编：徐 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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