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大学历史学部考古文博学院的学生正在二布尺南遗址实习挖掘。

　　二布尺南遗址里，不断发现夏家店上层同期文化的文物。

　　本报记者 朱忠鹤 文并摄

　　核心提示

　　辽宁喀左二布尺南遗址是一处跨越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同期文化及辽金时期的石筑山顶城址，沿用3000余年。最近，我省考古工作者在该遗址夏家店上层文化同期房址内发现近10例人类个体遗存，埋葬方式迥异于传统墓葬，或与东周时期突发的暴力冲突相关。同时，考古人员还在该房址内发掘出数个体型庞大的陶瓮，反映出该地曾经历族群碰撞与文化交融。目前，这批遗存相关信息仍有待通过体质人类学鉴定与多学科综合研究进一步揭示。

　　10例遗骸埋法和寻常墓葬不一样

　　二布尺南遗址位于我省朝阳市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兴隆庄镇二布尺村南侧的一处台地上，是一处石筑山顶城址。2022年起，辽宁大学与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喀左县博物馆联合组建考古队，正式进驻遗址开展发掘工作。

　　这处遗址最引人瞩目的特点，是同一遗址留存有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同期文化、辽金时期等多个面貌不同但前后相继的考古学文化遗存。这也意味着，从相当于中原夏商时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到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夏家店上层同期文化，再到后续的辽金时期，不同族群在这处遗址相继生活3000余年，堪称“多世同堂”。

　　数千年来，这座山顶遗址在不同历史时期被先民持续使用。考古人员在该遗址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的房址发掘过程中，除出土各种陶器、石器、骨角器等遗物外，还发现近10例人类个体遗存。这批遗存的埋葬形式与普通墓葬截然不同，不少个体存在身首分离的现象，表明在东周时期，这座山顶城址曾遭遇过暴力冲突。

　　记者在一处房址内看到一具青少年的骨骼。遗骸呈仰身平躺的姿态，位于当时的居住面上。他的头部与身体分离，骨骼表面覆盖厚厚的土层，其间夹杂散乱的陶片、陶器残件。在另一座房址内出土的一具幼年的个体骨骼，同样缺失头部，而在相邻房址中，仅发现幼年个体眶部部位的残块。此外，部分房址还发现零散的头盖骨、下颌骨、四肢骨骼残段。

　　据辽宁大学历史学部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海龙分析，这些逝者并没有按照常见的墓葬形式安葬，相关遗存大概率与古代暴力冲突或战争事件相关。他推测，这座城址曾遭受外来势力侵袭，部分弱小先民死于冲突；事件发生后，逝者亲属仓促将死者遗体连同日用陶器留存于房址中，族群民众大概率就此迁徙逃离。不过，这批遗存确切的死亡原因、人群族属等问题，仍有待体质人类学鉴定与多学科综合研究进一步揭示。

　　多件硕大陶瓮见证不同族群碰撞

　　除发现大量身首分离、肢体残缺的遗骸外，考古人员还在二布尺南遗址夏家店上层文化同期遗存中，发掘出数个体型庞大的陶瓮。记者现场看到，这些陶瓮为鼓腹、小平底形制，最大直径可达70厘米、高约1米。

　　“因聚落处在大凌河岸边的高台地上，这些陶瓮大概率是先民用来储水或者储粮的。”赵海龙介绍，与其他地区出土的陶瓮不同，此处出土的陶瓮除体量大外，均为高领形制，拥有较长的颈部，与高领罐、高领壶形制特点相近，这也说明这种大型陶瓮与这类器物同属一种陶器制作风格。

　　这类陶瓮体形硕大但底部狭小，盛满水后如何保持平稳呢？赵海龙解答，夏家店上层时期先民使用这类陶瓮时，不会直接放置于地面，而是提前在地面挖浅坑，将陶瓮“坐”于坑中，以此保持器具平稳。

　　赵海龙表示，二布尺南遗址先有夏家店下层文化先民定居，后有夏家店上层同期文化先民入驻，而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存中并未发现如此大型陶瓮。

　　针对该遗址两种不同文化叠压的现象，赵海龙介绍，气候变迁可能是重要诱因。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辽西地区气候温暖湿润，先民以农耕生产为主，长期定居，留存了丰富的聚落遗存。到了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夏家店上层同期文化，区域气候转干冷，原本生活在北部、西部的游牧民族南下，挤占了原有农耕先民的生活区域。不同族群在此区域相遇、碰撞、交融，最终在二布尺南遗址留下了独特的历史印记。

　　而真正让考古团队感到惊讶与振奋的，是该遗址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呈现出的独特文化元素。

　　典型夏家店上层文化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制作工艺普遍粗糙，叠唇敞口盆、筒腹罐、无隔甗是其代表性器型。但在二布尺南遗址的同一房址内，考古人员除发现这类器物外，还发掘出质地细腻的黑陶高领罐、长颈壶等器物。

　　赵海龙分析，这说明同一房屋的先民使用了不同制作技艺和风格的生活器皿，也不排除存在交换和贸易的情况。

　　据介绍，学术界关于燕山北麓努鲁儿虎山以东的大小凌河流域与夏家店上层同期文化的遗存有“十二台营子类型”或“凌河文化”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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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叶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