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琳琳

　　谈起每年集中开展的环境卫生整治，一名社区干部反映，活儿本身不算难，麻烦的是干完以后还要准备一整套“整改对比图”：楼道杂物清理前拍一张，清理后再拍一张，标明时间、地点，配上整改说明，最后上传系统。遇到随手就能清走的垃圾，也得想着留下“整改前”的照片。有时保洁员已经收拾完了，社区干部还要举着手机寻找角度，补拍“整改后”的画面。“工作干了不算完，还得在手机里‘演’一遍才算数。”

　　拍照留痕本身没错。环境卫生整治得怎么样，前后照片可以作为验收依据；矛盾纠纷如何调处，必要记录也有助于跟踪履行情况。问题在于，留痕原本只是证明工作的辅助手段，一旦照片有没有上传、表格有没有填全成为主要考核依据，辅助手段就可能反客为主。现场问题已经解决了，还要在手机里补齐一整套过程材料；群众是否满意没人细问，照片少一张却可能被退回重报。工作究竟干没干，渐渐不由现实回答，而要由手机里的材料证明。

　　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地方的留痕要求甚至可能把治理方向带偏。有社区干部反映，所在社区使用的数字化矛盾纠纷调处平台设置了月度录入数量要求。没有那么多新的纠纷，基层也得想办法把数字填满。

　　数字化本来是为了让管理者更接近实情，如果数据是被指标催出来的，看到的就不再是基层真实状况，反而容易让人产生一切尽在掌握的错觉。

　　不能只盯着基层为什么补拍、为什么多录，还要追问任务是如何设计的。上级部门要求上传一张照片、填写一项数据、录入一条记录，应当说明这项信息由谁使用、用来解决什么问题。只收不用的数据，应当停止采集；已有系统能够取得的信息，不应让基层重复填写；工作成效可以通过实地抽查验证的，也不必要求每一步都上传照片自证。

责编：杨 旭
审核：叶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