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群众多读书，我们的民族精神就会厚重起来、深邃起来。

　　为了在全社会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良好氛围，引导人们提升阅读兴趣、养成阅读习惯、提高阅读能力，今起，本报以辽宁省第十一届全民读书节为契机，开展“书香致远”特别策划活动，打造“永不落幕”的全民读书节，为辽宁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根据《第十一届全民读书节推荐阅读书目》，本报推出“阅读新时代·好书荐读”栏目，诚邀广大读者热情参与，以真切的心得体会汇聚时代主题，凸显阅读之美。

　　其实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或多或少都会怀有一个愿景：希望自己的家族能够成为诗书人家，每一代人中都有读书种子。一个家族的香火传承，如果有了书香的味道，那将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

　　去年初冬时节，我开始整修自己的书房，重新规划书架的布局。由于存书太多，四处堆放，无法下脚，我只好采取步步为营的办法，每做好一个书架，立即把书摆上去，边摆放边整理，历经几个月的努力，如今总算有了一点模样。

　　一些人看到我混乱的存书，不断发出各种感慨与疑问，装修队长每日一叹：“你这是孔夫子搬家，净是书（输）啊！”还经常有人问：“这么多书，你都读过吗？”早些年我会说：“都读的。”那时对方看着我，常常会露出赞许的目光。随着岁月流逝，我的存书越来越多，越来越杂，再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如果我说没有，他会接着问：“那为什么要存？”我说喜欢，他还会问：“喜欢为什么不读？”我说慢慢来。此时他的脸上飘过一丝淡淡的微笑。他在想什么呢？赞许还是嘲笑？我想他可能在说：“书是用来读的，书房是用来存放书的，既然那么多书不读不看，为什么还要修建书房？为什么还要如此高规格存放它们呢？不是太虚荣、太奢侈、太欠考虑了么？”深一步思考，他是在质疑家庭书房的用处。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澄清两个观念：其一说“书只是用来读的”，这句话本身就不完备。因为书不能等同于学生课本或学习资料，它们不但具有学习的功能，还有更多的用处，像传承、查阅、把玩、消闲、装饰、欣赏、增值等。在这一层意义上，家中藏书正如存放其他藏品一样，珠宝不一定都戴在身上，瓷器不一定都拿出来使用，美酒不一定都一次喝完。其二说书房不是家庭生活的必需品，而是可有可无的装饰物、附属品、奢侈品；认为家中能有一个书架，摆放几本必读的书就可以了，何必单设书房呢？此种认识的思想根源很复杂，可能是出于对书的轻视，也可能是困难时期留下的后遗症。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我的居所仅是一间卧室，室内除了床、沙发，还有一个小书桌，一个小书架，架上放不了几本书，我只好把它们堆放到墙角或床下。结婚时几位亲戚来看新房，他们见到床底下摆满了书，便问道：“床下塞那么多书干什么？”父亲调侃说：“那是他们的饭碗啊。”这话让我一生难忘。近几十年，人们的生活逐渐改善，衣食住行都在进步，在“住”的设计图纸中，除卧室之外，开始有了独立的客厅、餐厅、活动室等，但却往往见不到书房的位置。

　　由此想到时下提倡大众阅读，提倡爱书的社会风气与个人习惯，有两个数据经常被主持者提及：一是书店、公共图书馆的数量，再一是人均读书的数量。我觉得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大众阅读的深化，还有两个数据需要重视：一是鼓励多出好书，解决读什么的问题；再一是扶持建设家庭书房，解决在哪里读的问题。后一个问题似乎有些牵强，其实它才是建设书香社会的硬指标。所谓衣食住行，要想加上一个“读”字，还是要在“住”字上下功夫，实现“书的安居工程”，让全面小康的人家成为读书人家。

　　接着说书房的用处，它是一个书生的读写之地、休憩之地，更重要的，书房还是书生的师承之地，家门家风，师门师风，凡此种种，都与书房的用处密切相关。其实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或多或少都会怀有一个愿景：希望自己的家族能够成为诗书人家，每一代人中都有读书种子。一个家族的香火传承，如果有了书香的味道，那将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我为出版社做广告，最初拟定的广告词是“为建立一个书香门第的社会而奠基！”后来觉得“书香门第”一词有些陈旧，读起来不够上口，就将“门第”二字去掉，变成“为建立一个书香社会而奠基！”细细思想，“书香门第”应该是一个历久弥新的概念，也是一个不可割裂的整体。它的本义是古人以芸香草藏书避蠹，故有书香之称，喻指读书的家风。如宋代刘克庄《后村集序》写道：“至若以文名世者，家有贤子孙，能绍祖父书香，昭箕裘于不坠，则其文久而弥彰，流传不朽矣。”此语正是说明诗书人家世代传承的道理，也说明“书香”与“门第”二者紧密相连，相辅相成。

　　以上所言多为大道理，其实家庭书房建设没有那么高大上，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是一个书生个性化的文化居所。单说我这一番整理存书，书房面积有限，寸土寸金，清点数十年的遗存，挑挑拣拣，留下了什么？发现了什么？先说我留下的书，不一定都是所谓好书、珍品，许多只是有故事的书，有记忆的书。比如我亲手编辑出版的书，它们不见得都好，有些书已经过时了，但一排排整理出来，见书如面，一时不忍遗弃。由此想到沈昌文先生去世前几年，曾经送给我100多箱书，都是他多次整理书房后留下的存货，其中以北京三联书店的书居多，毕竟沈先生是那些书的生产者，毕竟那些书上有他的心血与记忆。再说我在整理书时发现了什么？实言之，发现了太多的惊喜与感伤。岁月的风尘，覆盖了以往许多的生活记忆，这一次整理又使它们浮现出来。比如我从年轻时就喜欢读哲学著作，此时从混乱的书堆中，将几十年读过的一本本哲学经典挑拣出来，仅西方著作就有百余册，每一本书的背后都有我满满的记忆。厚厚两册精装《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是上世纪80年代，我从沈阳马路湾书店买来的，售价只有八元钱，但那时我的工资也只有几十元钱。我记得一位女售货员登着梯子，从书架的最高处拿下来，上面落满了灰尘。她自言自语：“我以为不会有人买这书呢。”还有帕斯卡尔《思想录》，我从中学课本中学到“帕斯卡定律”，后来知道哲学中的帕斯卡尔就是那位发明定律的人。我出于好奇买来他的《思想录》，书中许多名言让我终生铭记，如“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还有“这无限空间的永恒沉默使我感到恐惧”。关于无限，我接着读丹齐克《数，科学的语言》、黑格尔《哲学演讲录》等著作，还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论无限》。

　　书架上，颇让我难忘的一排书是苏叔阳先生的著作，其中有我为他出版的《苏叔阳文集》，还有《中国读本》《西藏读本》。回望我与苏先生的合作，始于上世纪90年代。当时辽宁教育出版社参与组织中小学读书活动，知道苏先生曾经出版过《我的母亲叫中国》一书，影响很大。因此我们找到苏先生，希望他能够以此为基础，撰写一部《中国读本》。苏先生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认真准备，认真撰写，出版后立即引起轰动，陆续印刷1000多万册。2006年，辽宁出版集团重点书工作室请苏先生按照国际视野，出版《中国读本》修订本，使之成为国家“文化走出去”的标志性著作，很快被翻译成十余种文字。接着我们还出版了苏先生的新著《西藏读本》。2009年后，《中国读本》转到海豚出版社出版，苏先生重新修改后，推出普通版、典藏版、青少年版等，又被一些国家翻译出版。许多年来，苏先生与《中国读本》获得很多国内外大奖。但到目前为止，《中国读本》到底出版过多少个版本，翻译成多少个语种呢？可能没有人说得清楚。不过我这一次清理存书，将各种版本的《中国读本》一册册翻捡出来，还未整理完，就足足有二三十个版本、十多种语言了。我会将它们认真存放好，将来送给需要它们的文化机构或个人。

　　此时我想起几年前，与苏叔阳先生的一次小聚。那是冬日京城的一个中午，一家涮羊肉小店，我与苏先生在一张粗实木方桌前对坐，铜锅中散发着热气，木炭火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苏先生感慨地对我说：“没想到《中国读本》这本小书，为我的晚年生活留下那么多难忘的记忆。”言罢他端起斟满二锅头的小酒盅，一饮而尽。如今苏先生逝去快三年了，此时望着书架上他的著作，想到他生前的音容笑貌，我眼中满满的热泪，止不住滚落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