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10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正式发布，提出“两步走”发展目标：“到2025年，浙江省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明显实质性进展”“到2035年，浙江省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就，基本实现共同富裕”。

　　时至2023年6月，离“第一步走”的发展目标时间近半，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取得了哪些阶段性进展、标志性成果，人民群众有哪些体验深切的幸福感、获得感？

　　鲜活的答案在基层。从民营企业火热的车间，从“共富工坊”人们忙碌的身影，从山村孩子燃起的梦想，从文化礼堂飘荡的欢笑，从露营自然感受的惬意，从握手言和带来的舒畅中，共同富裕的丰富内涵被生动诠释。

　　“幸福生活都是奋斗出来的。”浙江广大干部群众正以奋勇争先的创新活力、务实高效的进取精神，努力求解共同富裕普遍性难题。

　　【故事一：山村小学“云机房”】

　　沿着衢州市柯城区的石梁溪溯源而上，10余公里后，就能到达白云山脚下的新华小学下村校区。

　　小学覆盖了当地坎底村、黄茶村、派溪头村等山区村落的生源，共122名学生。过去一年，新华小学换上了“云机房”。24台电脑通过联网上云，系统和软件会及时更新。

　　新颖的操作界面，让五年级学生曾子默学习兴致浓厚。他正跟着老师学习编程，已经会设计知识问答等简单的人机交互游戏程序。

　　这所乡村小学与城里的小学共创了“云课堂”，城乡孩子同上一节课。有不少名师课堂入驻，如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吕芳的“碳中和”课等。

　　新华小学校长童伟强说：“数字扩展了孩子们的世界，让山村小学不再闭塞。”

　　柯城区是浙江发展相对滞后的山区26县之一。2021年以来，浙江围绕山区26县高质量发展，制定“一县一策”工作方案，省内50个经济强县落实结对帮扶，形成山海协作的更强合力。

　　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均衡协调，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目标。浙江持续推进幼有善育、学有优教、劳有所得、病有良医、老有康养、住有宜居、弱有众扶，让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群众。在教育领域，浙江先后实施农村中小学、职业教育提升计划，并通过“教师轮岗交流”“对口帮扶”和“教育共同体”等方式，推动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目前，浙江城乡义务教育学校校际差异系数在0.27以内，为全国最低。

　　【故事二：冲锋衣企业打开新市场】

　　走进台州市三门县海游街道，犹如进入冲锋衣的海洋。这里活跃着300余家冲锋衣企业，冲锋衣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六成。

　　位于海游街道的一家民营冲锋衣企业里，20多名工人脚踩缝纫机，双手上下翻飞，紧张赶制一批冲锋衣；15公里外的浙江蓝途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批加工完成的冲锋衣正在打包装箱。

　　“这里的冲锋衣产业发展得好，我凭借勤劳肯干，过上了更好的生活。”工人郦小琴说。这几年，她跟着儿子来到县城居住，在家附近找了这个工作，一年收入有8万元。

　　在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的一家户外用品企业，工作人员在讨论一款冲锋衣的设计（2022年6月14日摄）。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 摄

　　对这一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富民产业，政府下大力气引导培育。近几年，三门县设立冲锋衣产业综合服务园，与高校联合开展面料研发、外观设计，有效提升冲锋衣的技术含量和品牌价值。

　　伴随着制造业的不断崛起，一批中小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成为创业致富的重要群体。三门冲锋衣也逐渐凭借品质和性价比冲出重围、打开市场，去年全县生产冲锋衣5000多万件，年产值达65亿元。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浙江数量众多的民营企业，成为百姓就业增收、创业创新的重要渠道。三门县冲锋衣行业协会会长潘礼太介绍说，当地冲锋衣产业从业者已有3万人，90%是本地劳动力。除了工资收入，一些高技能人才还可以变“股东”享受分红激励。

　　截至2022年底，浙江在册经营主体达943万户。其中，仅2022年浙江净新增经营主体74.9万户，比上年增长14.7%。在浙江，民营经济贡献了全省67%的生产总值、71.7%的税收、82.6%的出口、87.5%的就业和92.5%的企业数量。

　　【故事三：“数字羊倌”新营生】

　　夏日清晨，湖州市长兴县吕山乡湖羊智慧循环产业园里，年过五旬的“数字羊倌”陆国飞坐在湖羊智慧化管理平台前，查看羊舍动态。

　　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吕山乡湖羊智慧循环产业园里的数字大屏实时显示湖羊的各类监控数据（2022年1月6日摄）。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每栋羊舍里都安装了环境采集传感器，一旦参数超标，风扇、卷帘、喷雾除臭系统就会自动启动，让环境更适宜。”陆国飞说。

　　这些年，吕山乡依托特色湖羊养殖产业，建起共享牧场“共富工坊”，让农户参与湖羊养殖管理、学习养殖技术，实现村集体和农户共同创收。

　　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吕山乡湖羊智慧循环产业园的工作人员在扫描湖羊幼仔耳朵上的数字芯片（2022年1月6日摄）。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陆国飞年轻时从事跑船生意，多年前一次事故，导致他腿部残疾。行动不便，又没有什么专业技能，陆国飞只得赋闲在家。两年前，乡里安排他到“共富工坊”工作，他还满心疑惑。

　　“过去养羊是个体力活，我曾担心自己无法胜任；但现在发现，养殖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这让我也有信心了。”陆国飞说，培训了半个月，他已经完全可以胜任这项工作。

　　如今“共富工坊”325亩的养殖区，羊的存栏量达到4.5万头，每年实现产值6000余万元。像陆国飞这样的当地44户低收入农户，人均年增收1.6万元以上。

　　收入，是评判老百姓富裕水平的最直观依据。“共富工坊”，是浙江助力低收入群体增收的创新载体。2022年下半年，浙江多部门印发指导意见，探索推进党建引领“共富工坊”建设，提出3年打造1万家“共富工坊”，实现山区26县乡镇全覆盖、乡村振兴重点帮促村全覆盖。目前，浙江已建成“共富工坊”7000多家，累计吸纳群众就业34万多人，其中低收入农户3.7万人，人均月增收约2600元。

　　在奉化区西坞街道雷山村“七彩巧妇”共富工坊，宁波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蓝印花布印染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张剑峰（中）向村民演示手工饰品的制作方法（2023年3月8日摄）。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 摄

　　着力推进“扩中”“提低”，持续缩小收入差距，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2022年，浙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76万元，连续38年居全国省区第1位，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缩小至1.90，是全国倍差最小的省区。

　　【故事四：富了“口袋”富“脑袋”】

　　一天劳作结束，天色渐暗。嘉兴市嘉善县天凝镇洪溪村的街巷，响起这样的对话——“走，打篮球去！”“晚上一起跳舞！”一场场文体活动，让这个村人心更齐了。

　　为了更好地丰富村民的精神生活，提升乡村社会凝聚力，洪溪村老支书陈俐勤最先想到“拉起队伍搞活动”这一招。她召集村里一群平均年龄50岁左右的“妈妈群体”组建了一支舞蹈队，白天干农活、晚上排舞蹈，她们的演出频频在村里以及更广阔舞台“亮相”，成为村里打造群众精彩文化生活的一张“金名片”。

　　在舞蹈队的带动下，两年来，洪溪村先后组建20多支文体队伍。“越剧演出、歌舞小品，几乎每个礼拜都会在文化礼堂上演，我们都爱看。”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让村民顾禹玉赞不绝口。

　　洪溪村还推出农民艺术普及课堂，通过开设排舞班、越剧班等课程，用专业的艺术培训把文化的“种子”播撒进村民们心中。

　　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方面。两年来，浙江进一步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目前，浙江累计建成5万余家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点）和农村文化礼堂，创新打造了城市书房、社区文化家园等基层文化矩阵。丰富的精神文化供给，成为人民美好生活的“标配”。

　　这是2021年7月12日拍摄的浙江省嘉善县姚庄镇横港村（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故事五：一顶帐篷撑起“生态富民”】

　　“可以在农家小院，开办餐饮、茶铺、咖啡、烧饼铺”“可以开辟徒步、登山、飞盘、桨板新业态”……在湖州市安吉县孝丰镇夏阳村的“小杭坑”营地，村干部们就发展乡村露营开展“头脑风暴”，“金点子”不断迸发。

　　人们在湖州市安吉县“小杭坑”营地休闲（2022年5月3日摄）。新华社记者 郑梦雨 摄

　　“我们能够放开手脚搞乡村旅游，跟大力改善人居环境密不可分。”夏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鲍鑫说。

　　前些年，入村的盘山路开通，吸引游客进村了，但对引入的野营、烧烤、越野等业态产生大量垃圾等问题缺乏管理，产业发展效果不理想。

　　2020年8月，曾任企业高管的鲍鑫辞职返乡担任村干部。他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修复环境。村里光是在大草坪周边就清理出57车垃圾，还有近千只啤酒瓶。

　　环境改善的成效立竿见影。2021年以来，这里的乡村美景屡屡成为“打卡点”，一些服装、香水、汽车品牌商主动找上门来，要租村里的“风景”拍摄外景广告，高峰时一天租金几万元。

　　“这让村民们看到了守护好绿水青山的价值。”在鲍鑫的带领下，夏阳村村集体成立了旅游开发公司，打造了“森林”“房车”等8个特色营地，引进了一批知名户外露营品牌。

　　一顶帐篷，富了一个村。如今，村民可以从土地分租金、家门口挣薪金、年底分红利，收入方式变得更多了。2022年，该村累计接待游客约10万人次，村集体经营性收入从2020年前的不足15万元增长到175万元。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浙江以“千万工程”为抓手，持续加大乡村建设领域投入，从“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到“千村精品、万村美丽”再到“千村未来、万村共富、全域和美”，不断推动资源要素、人口产业、公共服务向镇村有序集聚，全域美丽“大花园”基本建成，现代版“富春山居图”逐步呈现。

　　【故事六：矛盾纠纷就地“了”】

　　在杭州市临平区乔司街道的老百姓口中，流传着一句话：“要说理，去街道综治中心。”

　　位于城郊的乔司街道分布着大量服装企业，流动人口较多，劳资纠纷和经济纠纷时有发生。为此，街道综治中心开设了“劳动人事”特色服务窗口，调解员、律师、法官、街道工作人员等现场办公，合力推动解决矛盾。

　　已从事基层调解工作29年的杨金泉，是街道综治中心的“金牌和事佬”。今年年初，在街道从事服装生产的李先生与订货方发生纠纷。就在双方僵持不下时，老杨了解到情况，马上对他们开展诉前调解，存在争议的权责关系被迅速厘清。调解后不到3小时，李先生顺利收到货款。

　　“以前，群众遇到矛盾纠纷，常常‘兜了一大圈、生一肚子气’，有时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现在，我们把群众请到街道综治中心来，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解决烦心事。”杨金泉说。

　　工作人员在杭州余杭区社会治理中心受理群众反映问题（2023年5月25日摄）。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 摄

　　社会治理是共富之基。浙江传承弘扬“枫桥经验”“浦江经验”，平安浙江、法治浙江建设不断深化。去年浙江群众安全感为99.28%，连续多年居全国前列。同时，浙江发布省级“平安指数”，打造了政法一体化办案、大综合一体化、浙警智治等一批重大应用，全面提升数字化治理绩效。

责编：杨 旭
审核：徐晓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