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奎志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如何深入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重要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了“两个结合”，为这一课题给出了答案。“两个结合”是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其中，“第二个结合”尤其值得关注和思考。因为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特色”首先是中国的，也就是说，首先是建立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的。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多年文明这一基础，也就谈不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此，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

　　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要传承和发展，是因其有着突出的特性和优良的传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有很多，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概括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连续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中华文明也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而历史上曾经辉煌的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和玛雅文明最终都衰落甚至毁灭了。中国历史上虽然经历了多次的朝代更迭和战乱，形成了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发展规律，但无论怎样的更迭和战乱，中华文明一直没有中断，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也没有中断。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因此，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必然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沿着中华民族自己的路走下去，不可能走西方的发展之路。

　　创新性：中华传统文化中有着积极的创新精神。从《诗经·大雅》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到《礼记·大学》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从孔子的“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到《周易》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创新变革的思想，蕴藏着一种蓬勃的创造活力。在社会实践中，历史上也有“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更在理论上有“格物”“致知”之说。可以说，正是因为有这种“以不息为体，以日新为道”的创新自强精神，才有了绵延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中华文明之所以历经五千多年而长盛不衰，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有一种积极变革、勇于创新的精神，正体现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

　　统一性：和中华传统文化的连续性一样，中国也是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强调和重视国家的统一性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自春秋战国以来，建立“大一统”国家就成了中国古代士人的心愿，《春秋公羊传》就明确提出了“大一统”。管仲辅佐齐桓公，要实现“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孟子呼唤天下“定于一”；墨子也提出“一同天下之义”；荀子说“四海之内若一家”；《吕氏春秋》提出：“一则治，两则乱。”这些不同说法，都是指要建立起一个“大一统”国家。中国历史上，尽管有短暂的战乱和地方政权割据，但国家统一一直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主流。中国的国力在“大一统”时期得到增强，而政治、经济、文化也在“大一统”时期得到高度的繁荣和发展，代表中国文艺样式的诗、词、曲、赋、小说、书法、绘画等都在“大一统”时期达到鼎盛。

　　包容性：从发生学角度看，中华传统文化就是多元发生的。从伏羲到炎黄的古史传说，都表明中华文明的最初萌芽是多元的。其中，黄帝代表中原传统，炎帝则代表南方传统。《史记·五帝本纪》在追述古史时，以中原文化为中心，也涉及南方文化。历史学家顾颉刚还提出，“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和“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考古实践也证实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多元特征。新石器时期，除了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马家窑文化外，也有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以及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这表明，中华文明尚处于萌芽时期就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辽河流域有广泛的分布。

　　中华传统文化这种多元发生也使其在后来的文化发展中表现出一种包容性。它以海纳百川的方式，兼收并蓄，又以厚德载物的胸怀接纳来自不同地域的文化，实现了中华不同地域文化、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格局。中华传统文化以儒、释、道为主体，这本身就说明其多元一体的特点。从历史上看，中华传统文化一直体现着包容性特点，尤其是，唐代艺术大量吸收外来文化，像敦煌壁画、唐代雕塑就是多元文化的集合。如“飞天”这一形象，就是印度乾达婆、希腊天使和道教羽人等多元文化的混合体。唐代音乐吸收西域音乐的精华，像《霓裳羽衣曲》就源于印度的《婆罗门曲》，并加入胡旋舞等中亚歌舞。唐代文化的繁荣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吸纳异质文化的胸怀和胆识。

　　和平性：中华传统文化强调合作、不对抗。这一点和西方不同，西方文化在天人关系上，主张天人二分、主客对立；中华传统文化则主张天人贯通、天人合一。西方强调天人之“分”，中国则主张天人之“合”。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则说，“不以人助天”；《易·文言》提出，“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这些说法都强调人和天、人和自然之间的“和”。

　　当然，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和平性并不等于趋同和相同，“和”不等于“同”。春秋战国时期的《左传》和《国语》就对“和”与“同”作了区分：“和”是指不同的事物相配相生；“同”则是相同的事物叠加在一起。“和”是不同事物处于一种共存共生的状态；“同”则是同一事物的单调重复。“和”这一观念，反映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深邃智慧。中国古人早就认识到，不同事物的“和”才生出千变万化，相继相生；而单一事物无论叠加多少数量，最终都只能是枯竭和消亡。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和”就是“以他平他”。“和”也成为中华美学精神的核心，表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谐也贯穿在整个中国文艺活动中。从文化和现实意义上看，和平性深刻反映了中华传统文化追求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

　　守正不守旧 尊古不复古

　　中华传统文化作为一种宝贵的文化资源，需要传承和发展。这其中，首先要传承，没有传承和保存，就不可能发展，而传承主要体现在对传统文化的收藏和保护上。中国历史上就出现过很多收藏传统文化的藏书家，也建造了贮藏传统文化的藏书阁，如宁波天一阁、北京文渊阁、沈阳文溯阁、承德文津阁、杭州文澜阁等。除收藏和保护外，还要学习传授传统文化，中国历史上就出现过讲授传统文化的书院，如应天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石鼓书院等。著名的历史人物如孔子、朱熹，也都以自身的努力传承着中华文化。孔子“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序《易传》”，搜集和整理了《诗》《书》《易》《礼》《乐》《春秋》，为了整理他喜爱的《易》，甚至“韦编三绝”。而朱熹作《四书章句集注》和《诗集传》《楚辞集注》。明清时期，还编辑整理了古代典籍丛书。明代就编有《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永乐大典》；清代则有《渊鉴类函》《佩文韵府》《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四库全书》。从保存传统文化角度看，这些大型丛书的编辑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应当看到，中华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和丰富的内涵，在传承和发展中华传统文化过程中，要“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其实，这也是我们对待中华传统文化应持的态度。

　　“守正”就是要守护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精神。从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中可以看出，中华传统文化中有着正气的、正面的、积极的、向上的特点。其中，“连续性”体现了“智者”的坚守，“创新性”体现了“勇者”的气概，“统一性”体现了“王者”的胸怀，“包容性”体现了“仁者”的风范，“和平性”则有“君子”之风。这五个突出特性很好地展示出中华传统文化中“智者”“勇者”“王者”“仁者”“君子”的形象。因此，在强调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结合的同时，就是要守住中国传统文化中这些正气的、正面的、积极的、向上的因素。

　　同时，还要在“守正”中前行，在“尊古”中创新。在守护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正气的同时，还要前进、前行；在“尊崇”传统文化的同时，还要开拓创新。而创新性又是在“守正”基础上进行的，一方面“守正”前行，一方面“尊古”创新，两者并行不悖。

　　在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强调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这充分表明了对传统文化的尊重，而在尊重传统文化的同时，又提出尊古而不复古。这就意味着，在对待传统文化时要有一种辩证的态度，既要充分挖掘和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又要创新性地理解和完善中华传统文化。使“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才能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在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既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又要注重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尽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契合性，“两个结合”是互通、互补的。“两个结合”既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也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地位，二者互相成就，就可以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即“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也让“结合”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这也正是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作者系黑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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