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熹平石经：刻在石头上的官方“教科书”

辽博共珍藏62块碑刻残片，数量为全国最多

　　辽宁省博物馆珍藏的“熹平石经”石碑部分残片。

　　“山有莱”石碑残片（图中浅色部分）与碑刻原文对应图。

　　本报记者 朱忠鹤 文并摄

　　写在前面

　　日前，在国家文物局对外公布的《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录》中，我省有37通碑刻石刻入选。这些碑刻石刻或见证了众多重大历史事件，或与重要历史人物有关。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艺术、学术等研究价值。从今日起，本报推出“国宝碑刻辽宁珍藏”系列报道，从我省37通名碑名刻中遴选15通具有代表性的碑刻，采访其承载的历史，从多个维度对这些重要文物进行详细解读，让广大读者从另一个侧面领略辽宁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

　　62块石碑残片身份特殊

　　中国古代碑志展是辽宁省博物馆的一个常设展览。在展厅内，展示了多块距今1800多年前东汉时期的石碑残片。这些残片大小不一、规格不等，因为刻于东汉熹平四年（公元175年），所以它们统一被称为“熹平石经”。

　　国家文物局日前公布的《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录》中，我省共有37通碑刻石刻入选。这37通碑刻中，就有4块“熹平石经”残片。

　　实际上，辽博一共藏有62块“熹平石经”残片，仅就收藏数量而言，在全国所有收藏“熹平石经”残片的博物馆中，位居榜首。不过，因为年代久远、文字残缺不全等原因，此次评选，辽博珍藏的“熹平石经”残字碑中，只有“履而必豫”“山有莱”“良宵许”“章四”4块入选。

　　那么，“熹平石经”到底是什么样的碑刻呢？

　　辽宁省博物馆典藏部主任李慧净用一句话概括：“简单来说，‘熹平石经’是中国最早的官方石刻教科书，在中国教育史及书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东汉后期，儒学兴盛，各种儒学经典版本众多。熹平四年至光和六年（公元183年），为规范儒学经典版本，汉灵帝命令蔡邕、李巡等大臣标定经文，以隶书刊刻《诗经》《周易》《尚书》《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7种儒家经典，一共刊刻了46通石碑，全部碑文约20万字。刊刻完毕，这些石碑立于洛阳城南、鸿都太学讲堂门前东侧，史称“熹平石经”。因为这些石经只有隶书这一种字体，所以，它也被称为“一体石经”。

　　这项历时9年的浩大工程完工后，在东汉学子中引起轰动。《后汉书·蔡邕传》中这样记载：“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辆），填塞街陌。”

　　这46通石碑之所以吸引众人前来，除了高超的书法艺术外，最主要的是“熹平石经”不是普通的碑刻，而是由当时东汉官方最高学府——“太学”发布的教科书。

　　换句话说，这46通石碑上记录的7部儒学经典，是订正内容后，东汉官方最高学府对外公布的唯一标准教科书，是读书人传抄、学习的唯一依据。所以，它能引起全国读书人的关注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熹平石经”命运多舛。史料记载，“熹平石经”刊刻完成仅仅几年，东汉就发生了暴乱，从此天下大乱，太学被毁，附近的这46通石碑也遭到了严重破坏。在此后的朝代变迁中，北齐、隋朝等朝的主政者将残碑从洛阳运出，但都未得到妥善保管。

　　唐宋以后，“熹平石经”残碑经常在各地出土，被民间收藏。民国时期，洛阳朱家圪垱村“熹平石经”残片的出土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并形成多种研究论集。李慧净说，辽博馆藏的这62块“熹平石经”残片就是在洛阳朱家圪垱村出土的，原为收藏家罗振玉的旧藏。

　　除了辽博收藏外，目前，国内的西安碑林、洛阳博物馆等地也收藏有“熹平石经”残碑。

　　少见的官方书体汉隶

　　在辽博收藏的“熹平石经”残片中，入选首批国家名录的“山有莱”残字碑是较为完整的一块。辽博研究者通过与儒家经典对比，运用技术手段恢复了这块残片在原碑中的位置和原有的字句排列。

　　可以看出，这块残碑的原文包括《诗经·小雅》中《南有嘉鱼》和《南山有台》两首诗歌。这两首诗是宴享使用的乐歌，兼有求贤之意。

　　《南有嘉鱼》中写道：“南有嘉鱼，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宾式燕以乐。”《南山有台》则写道，“南山有台，北山有莱。乐只君子，邦家之基。”

　　李慧净表示，《南有嘉鱼》以游鱼起兴，用鱼、水象征宾主之间融洽的关系，婉转地表达出主人的深情厚谊。《南山有台》则以南山、北山的草木起兴，类比国家拥有的具备各种美德的君子贤人。诗歌描写的情景生动优美，语言明快极具韵律感，便于歌者深情缓唱，抒发情感，余味不绝。

　　沈阳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卢林曾在西安碑林、辽宁省博物馆分别研究过“熹平石经”碑刻。他表示，“熹平石经”上的隶书属于典型的汉隶书体，它的书法特点是严谨工整、古朴典雅、博古端庄。

　　卢林说，汉代隶书由篆书而来，在后续发展中，隶书又细分为官方书体和民间书体两种。“熹平石经”是官方书体的代表，而民间书体的代表则是章草。而后，随着字体演进发展，章草又逐渐孕育出了楷书。也就是说，在汉字的发展演变过程中，汉隶处于篆书与楷书之间。

　　记者了解到，在汉朝，诞生了一批较有名气的碑刻，比如“曹全碑”“张迁碑”“张景碑”等。相较于“熹平石经”的工整规范，这些风格各异的名碑名刻呈现出姿态奇逸的特点。

　　卢林表示，“熹平石经”上的汉隶严谨工整有其自身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这些石碑是东汉官方石刻。另一方面，作为“熹平石经”的力推者蔡邕，其书法本身就具有工整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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