淋漓尽致的莎士比亚辩护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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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灿
■提示
译林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法庭上的莎士比亚》一书,既是思想史研究的典范,也是欣赏莎翁戏剧的指南。《法庭上的莎士比亚》一书以精妙的结构、丰富的史实和出色的论证,考察了修辞术在文艺复兴思想史中的地位,是斯金纳超越以往政治学著作的别具一格的思想史研究与实践。本书是继《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霍布斯哲学思想中的理性和修辞》之后“文艺复兴思想史三部曲”的收官之作。
《法庭上的莎士比亚》是享誉世界的历史学家昆廷·斯金纳关于莎士比亚修辞学的研究力作。作者通过对《罗密欧与朱丽叶》《威尼斯商人》《裘利斯·凯撒》《哈姆莱特》等作品中人物语言的分析,从修辞术的角度对经典的莎士比亚法庭剧加以重新审视,从全新角度呈现了莎士比亚创作的过程。
通常人们认为莎士比亚拥有司法才能,但在斯金纳看来,这些观点是不准确的。莎士比亚之所以能创作出很多法庭剧,在于他所接受的是当时极为普遍的修辞术教育,这使得他掌握一整套修辞术规则并将其运用到戏剧创作中。
《法庭上的莎士比亚》呈现出伊丽莎白和詹姆斯一世时期的英国景象,探讨修辞术的教育体制与莎士比亚戏剧成就之间的复杂关系。斯金纳将政治思想史、修辞学、教育史等不同研究进路融为一体,通过对莎士比亚创作社会背景、其阅读文献分析等历史语境的精细梳理,将复杂的思想史问题娓娓道来,是斯金纳超越以往思想史写作的有趣实践。与此同时,本书还对莎士比亚的戏剧文本进行了细致分析,以别具一格的视角重新感受和欣赏莎翁戏剧魅力。
《法庭上的莎士比亚》一书中所说的“司法型争议”并非我们现今一般意义上的司法争议,如讨论合同的效力,或是某种犯罪是否成立,而是古典修辞术中的一种类型。斯金纳认为,莎士比亚的创作受西塞罗的《论开题》和匿名的《献给赫仑尼厄斯的修辞学》等古典修辞文献的直接指引。亚里士多德将修辞演说分为三种,除了“颂扬体”和“议事体”,第三种就是“诉讼体”。通常来说这种论辩形式最常在法庭上出现,对立双方提出相反的主张互相辩驳,其中争议焦点就是司法动因。英国方言修辞学家昆体良将这些有待解决的争议问题分为三类,分别是法律性的、推测性的和司法性的。莎士比亚常引用的类似罗马修辞手册类书籍也持类似观点。这种分类非常重要,是莎士比亚运用司法修辞术的基础,同时也是斯金纳分析其修辞技巧的线索。
莎士比亚在其写作生涯的绝大部分阶段,都对修辞演说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创作各种以赞美或抨击为主题的展示类演说。在《亨利五世》第一幕,坎特伯雷大主教发表了一段经典颂词,在《哈姆莱特》的第一幕,克劳狄斯的开场白则采用了贬斥风格。莎士比亚还创作了许多议事类演说,剧中的人物围绕引发具体行为的可能原因进行思考,试图找出真正的缘由。在《裘利斯·凯撒》第二幕,针对是否应当因为凯撒统治所带来的暴政隐患而杀死他,勃鲁托斯发表了一段独白式的反思。在《哈姆莱特》第三幕,哈姆莱特也对究竟应该忍受时运不济造成的伤害还是拿起武器反抗的困境展开了思考。《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第一幕中有希腊王子们的长段协商内容,讨论如何终结特洛伊的围城。
在修辞演说中,莎士比亚最感兴趣的是司法演说,以及如何在法官面前展开指控或辩护的论述。《罗马修辞手册》曾经明确指出,司法动因是最重要和最难处理的,修辞学家在论述中分配给司法演说的篇幅要远远大于前两者,也反映了这种立场。
莎士比亚的关注焦点是司法演说,《法庭上的莎士比亚》一书所要讨论的,就是他在戏剧中对司法动因的处理方式。莎士比亚在其文学生涯的各个阶段对司法修辞的技巧给予了一定的关注。
斯金纳认为,莎士比亚正是运用了这些修辞术规则,阶段性创作了一批运用司法雄辩术的“法庭剧”,大量的演说中遵循一种反复出现的模式,呈现典型的司法辩论特征。斯金纳认为这个阶段的作品包括,1594年至1600年创作的《露克丽丝遭强暴记》《罗密欧与朱丽叶》《威尼斯商人》《裘利斯·凯撒》《哈姆莱特》,以及创作于1603年夏和1605年初的《奥瑟罗》《量罪记》和《终成眷属》。
斯金纳认为以前有些研究误解或忽视了莎士比亚的修辞术运用。比如,他们混淆了莎士比亚在戏剧创作中利用修辞学知识还是法律文献资源,这是本书的论证重点。同样研究莎士比亚古典修辞术的视角过于狭隘。西塞罗式的修辞技艺观念包括“开题”“布局”“表达风格”“发表”和“记忆”,而此类观点在修辞技艺中只关注表达风格对修辞的修饰,特别是比喻与转义。还有就是关于“问题剧”的研究仍未触及深层的本质。此种观点将《哈姆莱特》《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量罪记》《终成眷属》划分为问题剧,认为这批作品以直接提出指控、以双方皆可的方式论辩提出一系列难以解释的问题。斯金纳认为,如果将关注点放在四部剧的司法修辞上,能进一步解释为何出现“问题剧”所列举的一系列特征。斯金纳还提出莎士比亚研究中文本与表演之间的关系,且莎士比亚部分戏剧并非源于生活,而是源于修辞术规则,经典文献对莎士比亚有着重大影响。
考察莎士比亚时期修辞学的地位时,斯金纳将西塞罗、昆体良与都铎时期英国的方言修辞学家联系在一起,以展示自古罗马至此时文化承袭的连续性,这也是斯金纳修辞相关研究的论证目标之一。英国伊丽莎白时期,各种经典的修辞手册尤其是《罗马修辞手册》继续主导16世纪文法学校的修辞教育。莎士比亚在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福德国王新文法学校接受了良好的修辞术教育,对莎士比亚之后的戏剧创作产生重要影响。要把历史研究还原到历史本身,也包括当时的语言使用情况。斯金纳在研究时对语言的敏锐度和精准度要求相当高,既然是研究修辞,那么更要格外关注语言的细微之处。
斯金纳使用托马斯·威尔逊在《理性规则》中有关捕猎的比喻来解释演说者对共同场所的寻找,但这也恰似斯金纳本人对历史蛛丝马迹的捕猎过程。本书在最后附上了斯金纳对《终成眷属》创作时间的推测,在很多细节上,他都像“技术娴熟的野兔猎手观察地面圆形印迹”,由此推测野兔刚才在这儿。
责编:徐 硕
审核:徐晓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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