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是种植爱好者
王陶然
“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春天是赏花的时节,也是种植的季节。我感受到春天是从园子里开始的,土变得松软起来,拔草变得容易了。周末在园子里不知不觉就是一天,培土、施肥,欣喜地种下花种、撒下菜籽。
眼下种植正当时。“时雨点红桃千树,春风吹绿柳万枝。”种植是有传统可循的,我国古代流传着许多种植的佳话。白居易堪称种树爱好者。所到之处,一定有他种树的身影,官做到哪,树就种到哪。“手栽两树松,聊以当嘉宾”“白头种松桂,早晚见成林”这些诗句就是他爱种树的生动写照。他任忠州刺史时,掏钱买花买树,并率领童仆,荷锄在城东坡,挖沟、引水、培土,栽种了许多桃、李、杏、梅等果树。《东坡种花》一诗中,生动记载了他绿化荒山的情形。
苏轼也堪称植树模范。他少年时便爱种松,在《戏作种松》中咏道:“我昔少年日,种松满东冈,初移一寸根,琐细如插秧。”多年的种树经历使他掌握了丰富的种树技术,他把“东坡种松法”写入《东坡杂记》中。苏轼任杭州知州时,在西湖筑堤“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画图”,现如今已成为著名的西湖十景之一“苏堤春晓”。苏轼谪居黄州时,在东坡雪堂前广种柳、桑、竹、枣、栗,留下“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的诗句。他被贬定州时,栽下的两株槐树,如今仍生长在河北定县文庙前院,人称“东坡槐”。
古代并没有植树节,但由于每年的清明时节春阳熙和、春雨飞洒,这个时候种植的树苗成活率高且利于生长,因此古人逐渐自发形成了清明植树的习俗。
古人为什么爱种植?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桑枣等林木产出能作为庄稼补充,为生活提供一定保障。据《史记》记载,那些有千树枣、千树栗、千亩竹的人,他们虽没有朝廷封爵,但其富裕程度能与王侯将相比肩。诸葛亮病危时给刘禅的遗书上写道:“臣家有桑八百株,子孙衣食,自可足用。”一代名相,把自己栽种的800株桑树作为留给子女生活费的来源。
古人实行“列树以表道”,即在郊野大路两侧种植行道树来标明道路延伸方向。两汉魏晋南北朝以来,行道树种类增加,不局限于松树,杨树、柳树、榆树、槐树皆已有之。
在我国原产树木中,柳树是阳春三月最夺风景的树木。“柳暗花明”“桃红柳绿”,歌咏春天的词语中,总少不了柳。柳树,又名杨柳,有垂柳、旱柳、杞柳等不同品种。不论哪一种柳,长得都很漂亮。《诗经·小雅》中的《采薇》诗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诗人陶渊明因生平爱植柳,自号五柳先生,还曾写诗称:“榆柳荫后园,桃李罗堂前。”清末名将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期间,下令军队在河西走廊沿途600多里种柳26万株,人称“左公柳”,至今仍为西北人民所称道。对此,杨昌浚曾写诗赞道:“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种树既能美化环境,又能遗惠后人,是一举多得的大好事。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不仅对植树颇为重视,还将其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在他的政策刺激下,明朝的种树之习蔚然成风。据时人估计,当时仅南京钟山一带所种的梧桐树、棕榈树就多达50余万棵。到朱元璋退位时,据说全国各地栽种树木达几亿株之多。
如今,我们生活的城市正绿意盈盈:开窗有景,出门见绿,清泓环绕,流水潺潺。诗意的栖居,就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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