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登荣

　　雍也继出版了《回望诗经》一书之后，又推出学术随笔集——《从诗经出发》，深入解析《诗经》所蕴藏的中华文明基因密码。《诗经》对中华文明形成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抚触《诗经》能频频撞见蓬勃生命的鲜活涌动和流光溢彩。正如诗人、学者雍也在书中所写：在静止的诗行里清晰听见古人清澈纯粹的话语、歌声、哭声和叹息，清晰望见山川草木的俯仰生姿。

　　《从诗经出发》一书从不同维度去探寻《诗经》的丰富内涵，揭示《诗经》所蕴藏的文化密码。在上编“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中，作者撷取《诗经》的篇章，归纳为“天命观、江河水、龙行天下、君子、贵族生活、母爱”等多个主题，继而展开大梳理，深研读，追踪《诗经》里所包含的中华文明基因，展示《诗经》对中华文明滥觞、蓬勃所发挥的特殊作用。

　　在“天命观”一节中，作者提出，《诗经》中的天命观集中体现并广泛渗透在“雅颂”这两部分的诗篇中，体现了周代的哲学、宗教、政治、思想意识，是周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集中表现。接着，作者列举了诸如“文王在上，於昭于天”“世之不显，厥犹翼翼”“命之不易，无遏尔躬”等多首诗歌，还原周人天命观的三重意涵：“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天命靡常，骏命不易；聿修厥德，自求多福”。即是说，人“其命在天，其命无常，其命唯德”。周代的“天命靡常”较之殷商的天命不变无疑是认识上的飞跃。《诗经》所表达的天命观，渐渐烙进中华文明的基因库中：它不仅成为周代统治者治国理政主导思想，而且成为中国人本思想的最初源头和远离宗教信仰的主要原因；同时，天命观作为中国主要的政治思想，成为贯穿于周代以后2000多年中国封建王权的重要政治思想和理论武器，也自然而然成为中国古代民众的思维方式。

　　在“江河之水”一节中作者说，《诗经》特别是国风，是被水浸润水滋养的湿漉漉的山川万物摇曳生姿的舞蹈，是华夏先民丰润灵动的歌唱。作者介绍，《诗经》涉及水意象的作品有33首，涉及的江河有黄河、长江、汉水、淇水、渭水等11条，诗歌中水的形态有江河、泉流、溪涧、池塘、冰雪等。《大雅·公刘》是周人自述祖先开创基业历程的史诗，其中写道：“笃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冈，乃觏于京。”诗中将周人祖先选择聚居之地的过程进行了描述，从中看出华夏先民与水相生相伴不可分离的关系；而在这首“时迈其邦，昊天其子之，实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叠。怀柔百神，及河乔岳”中，可以看出先民们对水的崇敬之情；江河之水也成为周人倾诉的对象，在《诗经》的“关雎、汉广、在水一方、扬之水”等诗篇里，水成为他们倾诉相思、忧思的对象；而在“溱洧、衡门、河广”等诗篇中，又表达了他们在水面前的欣喜、欢欣之情；同时，面对人生不幸时，他们也要向江河倾诉甚至控告。如“竹竿、江有汜、柏舟”等诗篇。可以说，人类对水的基本情感在《诗经》中几乎都有体现。随着《诗经》的传播，自然之水、生命之水、生活之水的印记永恒留在中华民族的基因库中，并逐渐得到升华。江河山川在中国人的认知中，不但是形而下的具象，而且形而上的。所以，后人就将其用来喻政治、喻美德、喻天道。水，在让自然变得灵动秀美的同时，也让人类变得聪明智慧。

　　在《从诗经出发》一书的中编“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中，作者把焦点聚集到对《诗经》部分篇章的解读上。作者以自我研习心得为出发点，以古往今来名家大师对《诗经》的解读为参照，继而对这些诗歌的核心要义作出全新的解读，还原诗歌的本来面目。在《<关雎>不是民歌是“官歌”》一文中，作者说，《关雎》是《诗经》之首。孔子称赞它“词典甚佳”。在思想内容中“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在曲调上“洋洋乎盈耳哉”。不过，对于这首开卷之作，历来众说纷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有：劳动人民爱情诗说、恩情诗说等，属于民歌范畴。不过，作者经过研读却认为，《关雎》不是一首爱情诗，而是一首婚庆诗。其理由是，从诗歌的一些关键词看，一则君子好逑，表明本诗着眼于婚配； 二则采摘荇菜，是用于宗庙祭祀之举；三则琴瑟钟鼓是庙堂重器，用之为重要典礼之举，非有大事要事不得为之。作者同时认为，《关雎》不是民歌。从内容看，诗中提到的“琴瑟友之、钟鼓乐之”，根本不是当时平民所能拥有，而是典型的贵族生活方式；从诗歌形制看，已是成熟的典型的四言诗，重章叠句，非一般民歌长短错杂；从语言上看，呈现出典雅而非通俗的特点；从情调看，则呈现出中和雅致而非民间歌谣之野性质朴。最后作者归纳说，《关雎》本质上是产生于贵族社会用于贵族婚姻典礼上的祝福之歌，是一首颇具周朝“主流”色彩的“官歌”。

　　在《爱情咒语》一文中，作者对《诗经》中的《东方之日》所蕴含的主旨进行了全新解读。作者说，在诗三百首中，《东方之日》情意深挚，意味朦胧，意境唯美，像一滴在树叶上闪烁着日光月影的璀璨露珠令人怜爱；又像一只自由翻飞、婉转啼鸣的莺鸟，令人神往。直观感觉，这是一首描写男女幽会之作，是一首歌咏爱情之作。然而，历代的专家却众口一词，认为它是一首讽刺诗。作者经过对中外诗歌中关于爱情咒语诗的研读后得出结论说，《东方之日》不是讽刺诗，而是一首“爱情咒”。它表达男主人公希望女主人公“跟我来，让我们相亲相爱”的爱情愿景。此外，在《为一个女人平反》一文中，作者通过对《诗经》诸多诗篇的研习，推翻历史上认为《君子偕老》一诗中宜姜是个美丽的坏女人的结论，认为宜姜是个至善至美的女人；在《一株被误读的猕猴桃树》一文中，作者通过对《桧风·隰有苌楚》一诗的梳理，否定了这是一首讽刺诗、厌世诗的看法，而认定它是一首因景而歌的爱情民歌。应该说，《从诗经出发》一书的中编，带有作者强烈的个人色彩，是作者潜心研读《诗经》最重要的收获。不管其中的观点是否完全正确，但这种对经典孜孜研读的精神值得肯定。

　　在《从诗经出发》一书的下编“叔兮伯兮，倡予和女”中，作者从《诗经》在海外的广泛传播展开爬梳，让人们看到，《诗经》具有独特的文明风采和文化魅力，无愧于汉学之显学；《诗经》不但是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文化财富。在“叔兮伯兮，倡予和女”一编中，作者首先列举了《诗经》在越南、朝鲜半岛、日本的广泛传播。作者说，早在西汉末年，《诗经》就开始传入越南，并有了“要读书，就要读《诗经》”的说法；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诗经》又传播到朝鲜半岛，对朝鲜半岛民众的道德、文学、语言、建筑等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接着，作者在《互不相同的东西方歌唱》一文中，将植根于东方的《诗经》与诞生于西方的《雅歌》展开对比分析认为，二者在“产生时间、思想内容、地位、作用、来源”等五个方面大致一致，它们是东西方古代诗歌的两座高峰。在《一样血与痛，别样歌与哭》一文中，作者以《诗经》中的战争诗与荷马史诗中的战争诗加以对比后认为，《诗经》中的战争多战前描绘，少战中描绘，几乎没有不义之战，没有血腥场面；《诗经》表现的战争分为“自卫、平叛、征伐”三种，其中以自卫、平叛为主；而荷马史诗则与《诗经》相反：对战争没有是非评判，有大量战斗场景、血腥场面。从中可以看出，《诗经》与荷马史诗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美学差异。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民族从来不好战争，希望和平，这样的基因密码一直传承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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