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坤

　　■提示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徐则臣的《北上》以京杭大运河为叙事场域，构建了跨越三个世纪的时空迷宫。当电视剧改编为线性叙事时，重读文本便可以呈现出更为复杂的认知结构。小说通过断裂的时间线、交错的地理坐标与离散的叙事主体，完成了对传统历史叙事的解构。这种解构不指向虚无主义，而是通过多声部叙述网络，还原历史本身的复调性质。

　　《北上》采用非连续性时间系统，1901年意大利人小波罗沿京杭大运河（以下简称运河）北上的旅程，与2014年运河考古现场形成错位的呼应关系。这种断裂并非技术性安排，而是对线性史观的刻意消解。小说中7位主要叙述者的时间感知存在显著差异：谢平遥的日记精确到时辰，周义彦的回忆模糊了具体年份，邵星池的叙述则完全脱离公元纪年体系。这种时间计量方式的多元化，暗示着个体书写本质上是主观的时间实践。

　　保罗·利科在《时间与叙事》中认为，任何历史叙事都包含对时间的暴力切割。小说通过孙宴临的文物修复工作具象化：出土瓷器的拼接痕迹既是物理修复的证据，也是时间断裂的隐喻。当考古队员用碳14测定文物年代时，小说特意描写了实验室里不同标本的测定结果相互矛盾，这种矛盾性消解了时间属性。

　　运河作为叙事载体呈现出动态的空间属性。1901年的河道测绘与2014年的GPS定位形成技术对照，但都未能完整捕捉运河的空间本质。小说中多次出现的河道改道事件，暗示地理空间具有自我书写的能动性。费德尔·迪马克拍摄的运河照片与邵秉义手绘的河道图形成互文，证明空间记忆的存储方式决定历史认知的维度。

　　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在文本中得到文学化呈现。周海阔经营的民宿将废弃货轮改造为文化空间，这个行为本身构成对运河空间意义的重新编码。更具深意的是，改造过程中发现的船工日记残页，其文字内容与船舱木纹形成物质性互文，说明空间记忆的储存不依赖文字系统而独立存在。

　　小说中的物质载体构成独立于文字的历史叙事系统。小波罗携带的柯达相机、马福德收藏的烟斗、谢平遥记录的账本，这些器物构成平行于人物叙述的记忆载体。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谢仰止获得的青铜匕首经检测实际是现代仿品，这个细节解构了器物作为历史证据的可靠性，却同时建立起新的认知维度，仿品已成为历史过程的组成部分。

　　在知识考古学层面，孙宴临修复的康熙年间珐琅彩瓷盘具有范式意义。X射线检测显示瓷盘胎体混有民国时期的耐火材料，这个发现颠覆了传统断代体系，却正符合小说的时间哲学——历史物质本身包含多个时间层的叠压。这种叠压不是需要清除的干扰信息，而是认知真实历史结构的必要路径。

　　在影视改编的维度重新审视徐则臣的《北上》，会发现电视剧的叙事重心从原著的地理诗学转向了人物命运的社会学图谱。当摄像机对准具体人物的生命轨迹时，运河从本体论意义上的叙事主体降格为地理背景。但正是这种降维处理，揭示了文学文本中潜藏的历史动力学机制——个体命运与时代结构的相互作用，本质上构成历史演进的最小作用单元。

　　电视剧通过平行剪辑技术，将1901年意大利人小波罗的运河考察与2014年运河申遗工程并置呈现。这种看似机械的时空对照，实则构建了人物命运的两种基本模式：在历史显影期（1901年）的人物被时代洪流直接形塑，而在历史潜隐期（2014年）的人物则通过考古行为逆向重构历史。小波罗的死亡与周海阔的出生被处理成镜像事件，前者终结于运河的军事化管制，后者开启于运河的文化遗产化进程。这种命运对应关系证明，个体生命始终处于历史能量场的特定坐标，其轨迹方向由所处时代的引力强度决定。

　　人物与时代的互动关系在电视剧中呈现为三种基本范式。第一类如谢平遥，其命运走向与运河漕运制度的衰变严格同步。剧中通过账本特写镜头，展示光绪二十七年漕粮运输量较乾隆年间减少87%的数据变化，这种精确到百分比的衰变曲线，与人物从漕运官员到民间学者的身份转换构成函数关系。第二类以邵星池为代表，其命运呈现与时代发展的非线性关联。剧中新增的1937年运河大撤退情节，通过人物在日军轰炸中保护水文资料的细节，说明某些个体行为可能成为历史断裂带的黏合剂。第三类如孙宴临，其文物修复工作被处理成微观历史实践，剧中用显微镜头展示瓷器断面的时间沉积层，暗示个体对历史的重构必然携带当下认知结构的烙印。

　　电视剧对人物职业身份的选择具有症候性意义。原著中相对模糊的职业设定，在改编中被强化为具有时代标志性的身份符号：1901年段的电报员、摄影师、漕工，2014年段的考古学家、数字建模师、非遗传承人。这种职业符号系统的构建，实际上建立了人物与历史生产机制的显性关联。当摄像机跟随邵秉义绘制运河河道图时，画面始终将绘图工具（1901年的羽毛笔与2014年的数位板）作为前景，这种视觉语言揭示出工具理性对历史认知的规制作用——人物的职业工具同时成为其认知历史的滤镜。

　　当电视剧将小说改编为线性故事时，实质是用影像的连续性遮蔽了原著的认知革命。《北上》提供的不是历史答案，而是认知历史的方法。小说结尾处各叙述者在博物馆的相遇，暗示着历史认知的终极场域应是开放性的对话空间，真相会通过多重认知的博弈显现。

　　重读《北上》的价值，在于理解徐则臣如何用文学装置解构历史叙事的确定性。当运河水量监测站的数字仪表与1901年的水位记录并列时，这种时空错置不是叙事游戏，而是对历史认知本质的追问——我们始终在用当下的认知框架重构过去，这种重构本身亦会构成新的历史事实。

责编：闫尚
审核：刘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