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满游击队队旗”见证了抗联第一路军的红色力量。

　　红石砬子抗日根据地遗址已发现抗联遗迹多达3300余处。

　　本报记者  卢立业 文并摄

　　汽车驶离吉林磐石市区，一路向西约二十公里，山势渐趋陡峭。当褐红色岩壁的轮廓在密林中若隐若现时，红石砬子抗日根据地遗址便在苍翠中露出真容。红军密营、红军医院、红军报社、红军哨所、红军被服厂……一路攀爬，到处都是“红军”的印记。

　　在磐石，老人们至今仍习惯将“东北抗联”称为“红军”。这一朴素的称谓，正是这支队伍最鲜明的身份标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

　　遍山“红军”

　　磐石市抗日斗争纪念馆广场中央，杨靖宇将军的巨型雕像在夏日晴空下巍然屹立，望向莽莽群山。

　　馆内，《磐石抗日斗争重要遗址分布图》上，一颗颗红星格外醒目。“每一颗红星，都是杨靖宇和抗联将士们战斗的坐标。”磐石市文物管理所所长李秋虹指尖划过地图，最终停留在最耀眼的一处——红石砬子。

　　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石砬子抗日根据地遗址是目前发现规模最大、内涵最丰富的东北抗联遗址群。“它最核心的价值，在于生动展现了党在极端困苦条件下，如何锻造出一支忠诚可靠的抗日铁军。”李秋虹总结道。

　　“杨靖宇十分重视政治工作，把党的建设放在重要位置。”吉林大学东北抗联研究中心主任刘信君说，“杨靖宇曾经对连以上干部讲，‘打日本必须有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个路线已经有了，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进行抗日斗争。’为此，杨靖宇在军队中大力加强党的组织建设。”

　　制度基石

　　信仰的熔铸，离不开坚实的组织保障。

　　1934年，一份依据《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制定的《东北人民革命军及赤色游击队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从中共满洲省委发出。《条例》明确规定：军师设党委，团及其以下设党支部和党小组，连配政治指导员——将“支部建在连上”的根本原则，深深植入东北抗日武装的肌体。

　　“这份文件与中央红军‘支部建在连上’的组织制度是一脉相承的，反映了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根本原则在东北的贯彻执行。”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研究部主任周浩解读道。

　　抗联史专家赵俊清所著《杨靖宇传》中记述，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建立后，军部、师、团设有党部。各级党部和连党支部、排党小组，每月开会3次左右，讨论形势任务、群众工作、反日会、自卫队、对敌作战及伪军士兵工作等。这种严密的组织体系，确保了党的领导能够深入到每一个基层单位，使抗联部队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始终保持高度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回溯九一八事变后党创建抗日武装的历程，“党的建设始终是核心要务”。从巴彦游击队的“党的干事会”，到磐石工农义勇军的党支部、党小组，再到南满游击队的政委制度，直至《条例》最终确立这一制度体系，党对东北抗日武装的绝对领导在血与火中实现了从机制探索到制度完善。

　　这一过程，不仅是组织建设的不断完善，更是党对抗日战争胜利的坚定信念和不懈追求的体现。

　　信仰培育

　　信仰的种子，需要系统培育。目光转向黑龙江伊春北山公园蓊郁的树荫下，一座巍峨的纪念碑铭记着一段传奇——1936年东北抗联改编后，赵尚志深感提升部队军政素质的迫切性，亲任校长，在小兴安岭的莽莽林海中创办了东北抗日联军政治军事学校。校舍是简陋的木刻楞大工棚，没有现成教材，教官们便凭记忆与斗争经验口授；条件艰苦卓绝，却挡不住求知的渴望。据记载，1936年至1937年间，这所密林学堂举办3期培训，培养出250余名骨干。

　　杨靖宇、魏拯民、周保中、赵尚志……这些抗联的擎旗者们，无不视党的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为部队的“生命线”。

　　为了提升指战员觉悟，魏拯民在戎马倥偬中，耗费半年心血，编写了《政治读本》。《政治读本》首页上写着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话：“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难能可贵的是，该书不仅讲授基础知识，更将东北抗联肩负的重大政治任务和历史使命写入其中。在致杨靖宇的信中，魏拯民吐露心声：“培养一支能文能武，既有高度政治觉悟又有文化素养的抗日救国部队，应该是我们第一路军理想的追求。”这本小册子下发连队后，迅速成为干部战士争相学习的“案头书”。

　　周保中同样克服困难，编写《政治科学常识》《军事科学常识》等教材分发各部队；李兆麟起草《关于军队中党的工作问题》的指示信，要求加强各级党委领导力量，强调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刘信君认为，东北抗联之所以能在极端艰苦条件下坚持抗战十四年，关键在于抗联高级将领始终坚定不移地加强党的领导。他说：“正是由于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不断加强党组织建设，东北抗联才能保持坚定的政治方向和顽强的战斗力，这是抗联长期坚持抗日斗争的根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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