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烈士纪念馆收藏的《一·二六指示信》。

　　《一·二六指示信》。

　　本报记者  赵雪

　　东北烈士纪念馆收藏的《一·二六指示信》被珍存在库房里。这份文件由共青团珠河县委于1935年4月5日翻印。

　　该版本是在中共满洲省委1934年5月20日第三版翻印件基础上再次翻印的第二版，采用蜡板竖刻、黑色油墨印制，用纸捻装订成小本，尺寸为长13厘米、宽9厘米，共21页。据东北烈士纪念馆党委宣传委员、编研部主任贠占军介绍，这是国内现存较早的翻印版本。

　　这份《一·二六指示信》是珠河地区抗日力量在党的统一战线战略指引下蓬勃发展的历史见证。在其朴素的装帧下，凝聚着对革命理想的坚定信念。

　　1948年东北烈士纪念馆建馆之际，这份珍贵文件由一位东北抗联老同志捐献入馆，保存至今。

　　在哈尔滨市道里区西十一道街，一家热闹的商铺坐落在半地下室。来往顾客鲜有人知，九十多年前，这里曾是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姜椿芳的家，更是一处决定东北抗战斗争走向的秘密据点。如今，商铺老板忙着招呼客人，对这里尘封的历史并不熟悉：“听说以前住过一位老革命，但具体是谁就不知道了。”

　　万字密信

　　每座城市的火车站周围都是车水马龙的，但在哈尔滨似乎有些不同。清晨，站在一曼街与景阳街的交叉路口，远远望去，街道甚至有些空旷。金色的阳光洒在路边一座欧式建筑上，门前6根高大的科林斯柱显得愈发庄重巍峨。这座建筑，就是东北烈士纪念馆。

　　馆内珍藏着一本看似普通的小册子，只有21页，1万多字，却承载着改变东北抗战格局的重量。

　　1933年1月2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央名义发出《中共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即《一・二六指示信》。正是这封信，在东北抗日斗争的关键时刻，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由此开始壮大，极大地推动了东北抗日斗争的发展。

　　信的核心内容可概括为四方面：

　　首次明确提出建立东北抗日统一战线，强调团结一切抗日力量；

　　剖析东北抗日武装的性质，为联合行动提供理论依据；

　　着重强调统一战线中党的领导权与独立性；

　　强调群众斗争策略的灵活性。

　　这些方针既贴合东北实际，又为党组织确立了任务框架，奠定了反日统一战线的策略基础。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而东北，正是全国最早践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地区。

　　关键转折

　　指示信的传递之路险象环生——先由专人送至海参崴红色工会国际太平洋书记处，书记处中国部负责人杨松通过国际交通局，邀请了中共满洲省委职工部部长金伯阳、中共东满特委联络员朱云光等人来到海参崴。他们与正在此地的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巡视员孙广英一起，认真听取了《一·二六指示信》的内容。随后，他们分赴东北各地传达文件精神，历经辗转，于1933年4月抵达中共满洲省委。

　　1933年5月中旬，就在西十一道街姜椿芳家的半地下室里，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李实向各地党代表传达了至关重要的《一·二六指示信》精神。

　　会议通过了《中共满洲省委关于执行反帝统一战线与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决议》，这份决议成为东北抗日武装联合行动的重要指导文件。这间不起眼的屋子，成为东北抗日斗争的一个关键转折点。

　　会议前后，中共满洲省委积极行动，先后派遣冯仲云、金伯阳作为巡视员前往南满传达和贯彻指示信精神。冯仲云于1933年5月初在吉林北山脚下的吉海铁路黑牛圈站（今北山站）成功摆脱敌人的追捕，登上了南去的列车，奔向海龙，随后又赶赴磐石。一路上，他步行几十里山路，回程途中还因落入伪军的搜捕中而被吊在房梁上，历经重重艰险。

　　会议期间，另一位传奇人物也在西十一道街留下足迹。

　　1933年5月中旬，杨靖宇假扮来哈尔滨办货的生意人，回到哈尔滨向省委汇报工作，并学习领会《一·二六指示信》精神。其间，杨靖宇被安排住在姜椿芳家里。当天夜里，杨靖宇把指示信细心阅读反复体会，并结合南满游击队的情况，准备在省委扩大会议上发言。会议结束后，杨靖宇即将返回南满游击队。返程前，他将大褂和褥子送当铺典当，托付姜椿芳母亲姜老太太保管当票。后来姜老太太把杨靖宇存在当铺里的衣服和褥子赎了出来，替他保存着。新中国成立后，姜老太太把这两件遗物捐赠给东北烈士纪念馆，成为珍贵文物。

　　核心贡献

　　吉林白山靖宇县，城墙砬子山连绵起伏，像一座山地迷宫。当年，一场决定南满抗日斗争格局的重要会议——城墙砬子会议，就在这片苍茫山岭间召开。

　　靖宇县政协文史委副主任王德金介绍，杨靖宇带着《一·二六指示信》的精神返回南满后，立即付诸行动。他积极联络“毛团”“马团”等众多抗日武装，组建起“南满反日联合军参谋部”，初步形成了军事统一战线的框架。1933年9月18日，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这次改编不仅明确了抗日的核心目标，更制定了清晰的同盟条件，标志着《一·二六指示信》关于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结出了重要的实践硕果。

　　统一战线的力量在持续汇聚。1934年2月，杨靖宇率领独立师与16支抗日武装，在靖宇县的城墙砬子再次聚首。这次会议意义重大，他们共同组建了“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集结17支武装。“东北抗日联军”这个凝聚着血性与信念的名称，在此刻首次登上历史舞台。这次会议成功地将原本分散的抗日力量团结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有力地推动了东北地区的抗战进入新阶段。

　　《一·二六指示信》的星火，迅速以燎原之势传至东北各地：

　　在东满：特委于1933年6月发布《告各县党部和全党同志书》及《告民众书》，积极贯彻统一战线精神。成效显著，到1933年，东满游击队中党团员比例已高达80%，成为绝对主力。至10月，队伍从400多人壮大至700多人，装备500多支枪，成为一支成熟的抗日力量。

　　在吉东：吉东局及所属县委派遣大量党团员深入义勇军进行宣传动员，形成了以饶河游击队为核心的武装统一战线。

　　在北满：珠河中心县委于1933年10月成立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赵尚志任队长），在铁道南开辟了新的游击区。

　　东北烈士纪念馆编研部研究馆员胡凤斌强调：“《一·二六指示信》的核心贡献，在于它明确提出了在东北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这标志着党领导东北抗战策略的转变。”这一方针的贯彻实施，使东北抗日斗争形势有了很大的发展。胡凤斌指出，“许多抗日武装主动寻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要求改编自己的队伍”，这正是统一战线政策深入人心的有力证明。

　　从1933年9月到1936年2月，东北人民革命军6个军相继宣告成立（其中包括抗日同盟军第四军，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游击区范围也扩展至40余县。人民革命军不仅自身力量壮大，更经常联合义勇军、反日山林队等其他抗日武装协同作战，并在各地陆续成立了地区性的“抗日联合军指挥部”。

　　这本仅有21页的文件，点燃了东北人民抗日救亡的熊熊烈火，为后来东北抗日联军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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