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晓群

　　多年研读诸史志书，孜孜以求，步履艰辛。回忆起来，在这项工作中，哪一件事最难做呢？一定是查找相关书籍最麻烦，也最耗费时间和精力。麻烦在哪里呢？正常的困难很多，诸如古本散失、今本绝版、借阅不便、查找不易、书价太贵，还有一些藏于大套丛书、汇编之中的书难以得到等等。此中我用“正常的困难”一句，似乎有些用语不当，本应该说是通常、常见的困难。不过我这样说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在找书的过程中，我经常会遇到一些“不正常”的困难。

　　本文我仅说一件“不正常”的事情，读书人一定都见过，有许多书会采取合编的办法，即把几本书组合在一起，构成一本书，称为合编本。在我的书架上，随手可以找到许多合编的书目，如《列异传等五种》《古今风谣（及其他二种）》《算经十书》等。其实合编本属于正常的出版操作，但如果编排不当，就会给读者找书带来“不正常”的困难。那么为什么会有合编本产生呢？原因很多，此处我仅分析一下近百余年来，西式装帧书籍流行之后，产生合编本的原因。

　　且说如此合编典籍，有些是编纂者的要求，但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是出版者的主意。一般说来，出版者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增加一本书的厚度。为什么？从出版专业方面考量，一是图书装帧的需要，西装书一般会竖立着摆放在书架上，书脊朝外，书脊上需要印上书题、作者、出版社等，摆放时才能看到相关信息，方便查找。为此书脊要有一定的厚度，书题等才能印上去。二是图书摆放的需要，有厚度的书才容易在书架上立得住、看得见，如果都是薄薄的、没有书脊的小册子，或者采取骑马钉装订，把它们并排竖立在书架上，很难立稳，也难以查找。三是当下出版管理严格，出版者出于对图书成本的考虑，编印字数少、定价低的小册子，没有办法平衡出版过程中的各种成本，达到不亏损或产生利润的目的，销售商也不愿意接受此类“小码洋”的商品。这些都是产生合编本的技术性原因。

　　以上与出版职业相关的想法与做法，都有各自的道理。且不论它们合适与否，单说合编本的做法本身，还有许多不能随意而为之的事情。它们涉及的出版知识比较复杂，比如封面、书脊、版权页上书题的排版方式，全书总目录、分目录的摆放位置与取舍等等，都需要按照标准的出版规范去做。如果没有正确地使用合编方法，不能够全面、准确地提供查询的关键词，就会将一些“问题产品”人为地制造出来，导致版权页不规范、书题标注残缺不全、版本信息大量丢失、读者查寻困难等问题的出现。尤其是在今天信息爆炸的网络时代、AI时代，人们提问的“关键词”已经成为搜索信息的生命线，没有完整的信息来源支撑，往往会使阅读者落入信息海洋之中，或耗时耗力，或挂一漏万，很难快速地找出需要查询的正确线索。

　　基于上面的认识，我在读书的过程中，针对合编本的状况总结如下：一是一些众所周知的书题，如《四书五经》《算经十书》等，书题古已有之，人所公认，今人照搬也是师出有名。此类合编本的版权页，一般不必列出全目，但正文前的总目录、文中的分目录还是要有的。二是同一作者的几部著作也可以合编，如清代金埴《不下带编》《巾箱说》可以合编成一册，作者统一署名，书中各处的书题最好要全列出来。三是不同作者的著作合编，最好是内容相关，如干宝《搜神记》与陶潜《搜神后记》合编，也是一种恰当的操作，但署名一定要小心，比如两部著作要分别署名，不可合并写为“干宝、陶潜撰”。四是两部或几部著作合编，封面、书脊、版权页只列出一本著作的题目，其余的注上“及其他×种”，或者“外×种”。如此合编的现象非常普遍，它的弊端也显而易见，会导致大量图书信息的缺失。但此种标注方式是谁发明的呢？可能是受到诗人作诗好写“外一首”的影响，也可能是源于上世纪30年代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时的创造。五是许多书题好列“几种”，比如《金陵琐志九种》，这是清末民初陈作霖、陈怡绂父子的合编本。他们有合编的道理，但陈作霖原著为《金陵琐志五种》，今人重组时加入陈作霖一种《炳烛里谈》，又加入其子陈怡绂著作三种，汇成“九种”。再如《列异传等五种》《稀见唐代天文史料三种》，此种做法内容分类很清楚，不过无前人传承，也无法在版权页上查到全部书目，检索很不方便。六是封面上有全部书题，版权页上却省略，如《帝王世纪》《山海经》《逸周书》合编成一本书，版权页只记第一本《帝王世纪》。又如《唐·五代·宋笔记十五种》，版权页上没有具体的书题，正文前也没有总目，广告页上却列出全部书目，这样做一定是不妥当的。

　　在我的阅读笔记中，涉及许多出版社出版的丛书、套书，几乎每套书中都有合编本。仔细研读不难发现，各个出版社编辑合编本的方法不尽相同，或曰大同小异，但从这些“小异”之中很容易看到：有些出版社侧重站在方便读者查找的角度出版合编本，他们思考周全，编排规范。有些出版社过多地关注技术或商业需要，没有认真地考虑检索的方便，导致他们的合编本有拼合不当之嫌。还有些出版社尚未真正理解出版合编本的意义，更未弄清编辑合编本的正确方法，懵然而为之。说到这里，读者可能会问：你是在说谁呢？其实在更多的时候，我是在反思自己以往的工作。比如30年前我组织编辑《新世纪万有文库》时，就在这方面犯了一些错误，像《帝王世纪 山海经 逸周书》《周易 尚书 诗经》等合编本，编排方法、署名方式等都有不妥之处。当时有名士称“辽教好古而古书亡”，批评《新世纪万有文库》各方面的不足，其说略重，但确实点中了要害。

　　下面我将涉及许多合编本的读书笔记略记如下：

　　《丛书集成初编》王云五主编，上海商务印书馆上世纪30年代开始出版。我的书房中存有一些初版本，其中合编本不少。如《泾林续记（及其他一种）》周元暐著，“其他一种”是《花里活》陈诗教编。此书封面上有《花里活》书题，但内文前没有总目录，版权页上也没有《花里活》书题。《五色线（及其他二种）》撰人不详，“其他二种”是《古音骈字》《古音复字》杨慎撰，版式编排情况同上。《马氏日抄（及其他三种）》马愈编，“其他三种”是《石田杂记》沈周著，《苹野纂闻》伍余福述，《寓圃杂记》王錡著，版式编排情况同上。《销夏部（及其他一种）》陈继儒著，“其他一种”是《偃曝谈余》陈继儒撰，版式编排情况同上。《世本（两种）》，一为孙冯翼辑，一为雷学淇校辑，没有总目录。

　　《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上世纪80年代开始影印上海商务印书馆版本出版，坊间称“小绿书”，我因读书之需购买不少。其中合编本如《西使记（及其他三种）》刘郁撰，“其他三种”是《招捕总录》撰人不详，《庚申外史》权衡编，《元朝征缅录》撰人不详。《左传杜解补正（及其他一种）》顾炎武撰，“其他一种”是《左传事纬》马骕撰。《古今风谣（及其他二种）》杨慎撰，“其他二种”是《古今谚》杨慎撰，《粤风》李调元辑解。以上各本版式，与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情况相同。再如“小绿书”中有《晋阳秋辑本》，我却一直找不到《续晋阳秋》，没想到一次阅读时发现，在《晋阳秋辑本》最后，附有两卷《续晋阳秋》，封面、版权页上均没有注明。

　　许多年来，中华书局出版丛书、丛刊不少，其中合编本很多，如《历代史料笔记丛刊》之《不下带编 巾箱说》《隋唐嘉话 朝野僉载》，《古体小说丛刊》之《续夷坚志 湖海新闻夷坚续志》，《中国古代学术资料选刊》之《两京新记辑校 大业杂记辑校》等等，总体而言，版式正确严整，书题、版权页均无问题。也有《苏氏演义（外三种）》，封面、书脊、版权页未署全部书题。

　　还有很多合编本在我案上，略记如下：一是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历代笔记小说大观》，简体横排，好书极多，阅读必备，合编本也很多，信手取来如《邵氏闻见录 邵氏闻见后录》《搜神记 搜神后记》《玄怪录 续玄怪录》《博物志（外七种）》《西京杂记（外五种）》《拾遗记（外三种）》等。二是文化艺术出版社《历代笔记小说丛书》之《列异传等五种》。三是凤凰出版社《子海精华编》之《世纬 明夷待访录》。四是岳麓书社《民国学术文化丛书》之《明清戏剧史（外一种：八股文小史）》《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外一种：六朝陵墓调查报告）》。五是中州古籍出版社《国学经典》之《孙子兵法 孙膑兵法》。六是南京出版社《南京稀见文献丛刊》之《金陵琐志九种》。七是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稀见唐代天文史料三种》。以上合编本各自编排特点，一看原书便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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