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烈士纪念馆编研部主任贠占军。 本版图片由本报记者孙明慧摄

　　本报记者  赵雪

　　作为1927年至1936年间党在东北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共满洲省委在白色恐怖笼罩、帝国主义争夺激烈的复杂斗争环境中，用一条条隐秘的交通线串联起了革命星火。近日，东北烈士纪念馆编研部主任、研究馆员贠占军接受专访，为我们揭秘了那些藏在旧书里的密信、接头时折断的火柴、风雪中疾驰的马车如何成为连接中央与地方、中国与世界的地下“生命线”。

　　辽宁日报：中共满洲省委地下交通线建立的背景是什么？

　　贠占军：近代东北被称为“亚洲的巴尔干”，是帝国主义争夺的焦点，白色恐怖严重，党组织活动面临极大危险。而东北幅员辽阔，基层组织分散，通信手段落后，要保持中共满洲省委与党中央和所属各级党组织的联络，保证党组织的正常运转，地下交通工作成了“生命线”。中共满洲省委初建时，陈为人为了加强与上下级党组织的联系，在具备条件的地方布设地下交通站——这既是应对恶劣环境的必然选择，也是党在白区开展工作的核心保障。

　　辽宁日报：中共满洲省委的地下交通网络是如何逐步建立的？

　　贠占军：初期工作由陈为人的夫人韩慧芝牵头，她曾在北平市委负责文件管理、秘密传递等技术工作，经验丰富，很快让交通工作初具规模。牛思玉、关碧云等交通员负责传递文件、散发传单，形成了初步的人员架构。1928年8月，中共满洲省委专门设立省委交通处，统一管理中共满洲省委开展的地下交通工作，工作方式趋于正规化。比如1929年，省委以奉天（今沈阳）小学教员张光奇的家为交通站点，徐克峻（张浩夫人）与之单线联系，两年多未被敌人发现，这种“以公开职业为掩护、单线联络”的模式，是早期交通站的典型特点。

　　辽宁日报：1928年护送中共六大代表是中共满洲省委地下交通工作的重要任务，当时是如何完成这项艰巨使命的？

　　贠占军：中共六大因国内白色恐怖在莫斯科召开，哈尔滨是代表们陆路赴苏的必经中转站。哈尔滨党组织接到任务后，在道里区外国四道街（现红专街20号）阮节庵家设秘密接待站，阮节庵夫妇和杨之华（瞿秋白夫人）负责接待。中共满洲省委代表团承担了护送南方代表的重任。代表们以“折断几根火柴”为接头暗号，在哈尔滨停留一两天后出境，经满洲里，凭号码牌与挂着67、69号灯的马车对接。最终40多位代表全部安全抵达，这场护送堪称地下交通工作的“经典案例”，展现了我党严密的组织力和执行力。

　　辽宁日报：交通员们是如何隐蔽传递秘密文件和信息的？

　　贠占军：交通员们的智慧和勇气令人钦佩。中央派来的交通员化装成商人，把密件用药水写在旧小说、普通书刊里，混在古书或行李中公开携带；有的藏在皮包、箱子等旅行用具里。他们与省委交通员（如赵志刚）按预先约定的暗号接头，比如在指定旅馆张贴符号，确保文件在敌人眼皮底下安全流转。这种“化整为零、以公开掩秘密”的方式，是当时最有效的传递手段。

　　辽宁日报：从历史意义来看，中共满洲省委的地下交通工作对中国革命有哪些重要影响？

　　贠占军：它的意义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东北党组织的“血管”，让中央指示和各地工作报告能够及时传递，保障了党组织的正常运转；二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经满洲里、绥芬河通往苏联的线路，留下了李大钊、周恩来、瞿秋白等先辈的足迹，是中共与共产国际联络的核心通道；三是抗日斗争的“火种线”，后来的东北抗联能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坚持斗争，离不开早期交通网络积累的经验——传递信息、护送干部、运送物资，这些都是从中共满洲省委时期延续下来的传统。可以说中共满洲省委的地下交通工作，是党在隐蔽战线的生动实践。这道“生命线”不仅保障了党的生存与发展，更在东北大地上播撒了革命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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