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靖宇将军殉国地矗立着纪念碑。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雕塑园内的东北抗联主题雕塑。

　　本报记者 赵雪 文 本报记者 孙明慧 摄

　　吉林通化，靖宇山已见秋意。通往山顶的“抗联小路”游人如织，浓墨般的绿，映衬着杨靖宇烈士陵园暨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朱红色的大门。纪念馆内，东北抗联主要将领的雕像矗立，在那场穿梭于林海雪原的战争中，十一位军长中超过半数壮烈殉国：一军军长杨靖宇，二军军长王德泰，三军军长赵尚志……他们中年龄最大的杨靖宇，也不过三十五岁。

　　打光最后一颗子弹

　　在杨靖宇烈士陵园里，时常可以看到手持鲜花前来祭扫的人，杨靖宇的孙子马继志也在其间。“我爷爷牺牲已经85年了，他是一位奋勇向前、不畏牺牲的冲锋者。”马继志说。

　　时间回溯到1940年2月23日，吉林濛江（今靖宇县）三道崴子。在断粮五天五夜、孤身陷入重围的绝境中，杨靖宇仍与敌人激战至最后一刻。当叛徒引敌围剿时，他发出了震撼山河的诘问：“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最终，胃中仅存树皮、棉絮的将军，倒于濛江林海。

　　雪原之上，信念如铁。与杨靖宇一样，众多抗联将领血战到底，生命最后一刻的信念唯有一句话：宁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

　　1935年，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东北抗联第一军前身主要创建者李红光率部在辽宁桓仁五道沟遭遇日军伏击。李红光带头冲锋，子弹击中腹部，肠子流出。他用绑腿紧紧缠住伤口继续指挥突围，最终因失血过多牺牲，年仅28岁。1936年11月7日，东北抗联第一路军副总司令、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王德泰在吉林抚松小汤河与敌人激战中牺牲，时年29岁。他也是东北抗联中首位牺牲的军级将领。1937年2月11日拂晓，日伪军“讨伐队”突然包围了和尚帽子密营。东北抗联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宋铁岩在战斗中不幸中弹，英勇牺牲，年仅28岁。1940年，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指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五师师长陈翰章在小孤山被日军包围，中弹后仍坚持指挥，最后壮烈牺牲，年仅27岁。日军割下其头颅，悬挂在敦化城头示众，直至1946年才被家乡人民迎回安葬。1941年1月29日，东北抗联第十军军长汪亚臣在黑龙江五常石头河子与日军激战，腹部中弹失血过多牺牲，年仅30岁。

　　为何东北抗联牺牲了如此多的高级将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原馆长朱成山的研究揭示了残酷现实：敌我力量悬殊是其中一项重要原因，东北抗联不仅在兵力上不及关东军，在武器装备上更是落后。尤其是1938年以后，东北抗联进入了极端艰苦作战的阶段。在军事上，敌人以数倍于我的兵力不断对东北抗联进行“讨伐”。在经济上，敌人从1933年就开始实行“集团部落”制，也称“并大屯”，几乎割断了人民群众同抗联的联系，东北抗联的粮食和衣服供应极度匮乏。在思想上，敌人不断对抗联将士进行拉拢和收买，这使得一些意志薄弱者开始发生动摇，出现了叛逃现象，也极大增加了抗联将士的伤亡。

　　宁死不当亡国奴

　　黑龙江省鹤岗市萝北县，从鹤北林业局出发，驱车68公里，经过一段沙石土路，就来到了位于尚志林场的赵尚志将军遇难地。

　　这里在过去被称为吕家菜园子，20世纪90年代修建了一座花岗岩纪念碑。石碑基座下设有四个台阶，寓意为赵尚志与敌人战斗到最后一息的时候，只有34岁。

　　时间凝固在1942年2月12日凌晨，农历年关将近。赵尚志率领小分队准备袭击鹤立县梧桐河伪警察分所。当队伍走到一个小菜园门口的时候，赵尚志被叛徒刘德山击中。梧桐河抗联纪念馆讲解员于洋还原了那悲壮的一幕：“当时赵尚志的伤势十分严重，战友将他背到吕家菜园子进行简单救治。追兵很快赶到，将军落入敌手。”

　　审讯中，重伤的赵尚志怒目圆睁，怒斥敌人：“我们不都是中国人吗？你们却成了卖国贼，该杀！我死不足惜，今将逝去还有何可问？”之后，赵尚志再无言语。

　　在被俘8个小时后，也就是12日上午9时许，赵尚志终因伤势过重壮烈牺牲。敌人为邀功，将其遗体运往佳木斯，砍下头颅送往长春，身躯则被抛入冰冷的松花江。英雄的头骨，直至全国解放才被寻回。

　　同样壮烈的，是将领们在酷刑下的铮铮铁骨。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夏云杰，1936年在黑龙江汤原作战中被俘，日军将他绑在柱子上，用烧红的烙铁烫他的身体，逼问抗联机密。夏云杰骂道“我是中国人，宁死不当亡国奴！”日军又割掉他的耳朵、手指，最后用刺刀刺穿他的胸膛。东北抗联第七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陈荣久，1937年在饶河被俘，日军将他关进零下20度的地窖，让他冻饿三天。最后用铁丝穿过他的锁骨，拖到广场上枪杀。

　　“东北抗联牺牲的将领们，都有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节。他们的牺牲，不仅是个人生命的终结，更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血战到底精神内核的壮烈彰显！”牡丹江师范学院中国抗联研究中心副主任陈君说。

　　大多牺牲在冬天

　　东北抗联将领的牺牲，始终与三重“绝境”交织：敌人的残酷“围剿”、零下三四十度的极寒天气以及孤悬敌后、无后方支援的艰困。严酷的生存环境，让许多将领并非战死沙场，而是湮没于风雪行进的路上。

　　杨靖宇将军1940年2月殉国后，重担落在了魏拯民肩上。他拖着病体，率部坚持斗争。1940年寒冬，病情恶化的他被迫匿入长白山密营休养。然而，即便在病榻上，他仍昼夜不息地起草文件、书写报告。敌人的严密封锁，断绝了补给，他只能靠树皮、松子、蘑菇果腹，病情日益加重。1941年3月8日，魏拯民在牡丹岭小二道河子密营（今吉林桦甸夹皮沟镇东北）病逝，年仅32岁。

　　类似的悲歌在风雪中不断回响。1938年冬，黑龙江饶河，第七军军长李学福指挥部队转移时，为掩护伤员，腿部被日军子弹击穿。深雪没膝，他拖着伤腿跋涉，伤口冻成紫黑色，感染化脓。无药可医，只能用雪水冲洗，最终引发败血症而牺牲。

　　“东北抗联的斗争环境恶劣，冬天是他们最难熬的季节。”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一处副处长孙太志说，“部队转移常是风雪行军，严寒中受伤后若无药品，伤口会迅速冻伤坏死，再叠加饥饿，牺牲几乎不可避免。”而且，1938年后，敌人的“围剿”愈加疯狂，因此很多抗联将领都牺牲在了寒冷的冬天。

　　据不完全统计，从1933年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游击队陆续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开始，到1945年抗战胜利，东北抗联共牺牲师级以上指挥员100余人，其中军级干部30余人，干部损失率逾九成。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大批抗联干部为民族解放献出了生命，以血肉之躯践行了“抗战到底”的誓言。

　　采访中，行走在一座座密营遗址间，总会想象着这里冬天的样子，想起那些在风雪中倒下的身影，那些在酷刑前挺直的脊梁，那些在最后一刻仍紧攥步枪的双手。

　　严寒冻得住土地，却冻不住东北抗联将士滚烫的热血；敌人的屠刀能砍下将军头颅，却斩不断他们信仰的根系。

　　那些牺牲的抗联将领们终是没能亲眼看见胜利的曙光，然而，他们用生命呐喊的 “还有中国吗？”，早已被今日之中国响亮作答——这山河无恙的盛世，如您所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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