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区的“八女投江”主题雕塑。

冷云用过的笔筒。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主题展览中陈列的赵一曼相关文物。

　　本报记者 赵雪 文并摄

　　黑龙江林口县火车南站站台被整片玉米地簇拥，每当有风吹过，就会掀起一层绿浪。从这里出发，驱车半小时左右就能到达乌斯浑河。“乌斯浑”是满语“凶狠的河流”之意。八十多年前，东北抗联第四、五军西征妇女团冷云等八名女战士就是在这里壮烈牺牲。她们正是东北抗联女兵的一个缩影。

　　坚定的抉择

　　于春芳，中共林口县委党史特邀研究员，一直致力于“八女投江”历史的研究。

　　于春芳的家距离林口南站不远。记者赶到他家时，80多岁的老人早已在门口等候。一提起“八女投江”，于春芳声音都变得洪亮起来。

　　1938年，日本侵略者调集数万兵力对东北抗联实施围剿。为跳出包围圈，东北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部决定，第四、五军向西南西征。因为种种原因，二路军西征部队被迫折返回林口一带——“八女投江”就发生在这次回撤途中。

　　“1938年10月下旬的一天傍晚，部队到了乌斯浑河，想过河时遇上河水暴涨，只能就地宿营。”于春芳说，当时妇女团有8名女战士，她们的露营地与大部队有段距离。不料，日伪特务葛海禄发现了抗联行踪，向日本守备队报了信。

　　凌晨，日伪军突然发起进攻。情况危急，大部队随时可能全军覆没。敌人起初没发现8名女战士，但为了掩护大部队，她们主动从敌人背后开枪吸引火力。大部队趁机突围，可发现女战士仍被包围后，多次组织返回营救。“她们朝着战友喊：‘同志们！不要管我们，握紧手中枪，抗战到底！’一连喊了三遍。”于春芳说。

　　最终弹药耗尽，8名女战士挽臂踏入冰冷的乌斯浑河。她们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妇女团政治指导员冷云，班长胡秀芝、杨贵珍，战士郭桂琴、黄桂清、王惠民、李凤善，以及被服厂厂长安顺福。其中年龄最大的冷云和安顺福23岁，最小的王惠民刚满13岁。得知8名女战士牺牲的消息后，东北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在日记中写下“乌斯浑河畔牡丹江岸，将来应有烈女标芳”。

　　在指导员冷云的家乡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桦川县，“冷云小学”“冷云大街”仍在诉说着英雄的故事。县里的革命烈士纪念馆里，冷云用过的笔筒、饭盒，装字画的黄檀木桶静静陈列着。纪念馆管理员张国徽说，8名女战士中，冷云的文化程度最高。

　　1931年，16岁的冷云（原名郑志民）考入桦川县立女子师范学校；1935年毕业后，在悦来镇南门里初级小学校（今冷云小学）任教。1937年，她与进步教师吉乃臣（后更名周维仁）被党组织秘密送往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受到周保中的接见。不久后与周维仁结为夫妻。“冷云后来调到五军妇女团，1938年任小队长。”张国徽说，可没过多久，周维仁在战斗中牺牲，“她把只有两个月大的女儿托付给谢清林副官，转交给土城子一位朝鲜族老乡抚养，然后毅然踏上了西征路。”直到牺牲，冷云再没见过女儿。

　　如今，在乌斯浑河畔东岸的小关门嘴子山坡上高耸的八女投江纪念碑，碑文正面刻着一行手书：“八女英魂，光照千秋”。

　　东北烈士纪念馆编研部主任贠占军这样评价“八女投江”：“巾帼不让须眉，8名女战士恰恰证明了这一点。在东北沦陷14年的黑暗里，正是这些青年在党的领导下顽强抗争，才让胜利的曙光没有迟到。她们虽牺牲，英名却永远不朽。”

　　母亲的绝笔

　　“誓志为国不为家，涉江渡海走天涯。男儿岂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这是赵一曼笔下的豪情，而人们更熟悉的，是她牺牲前写给儿子的那封遗书。

　　东北烈士纪念馆地下一层，刑讯室里的铁质刑具泛着冷光——当年赵一曼就被关押在这里。赵一曼原名李坤泰，九一八事变后，她奔赴抗战前线，担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一师二团政治部主任。在珠河（今尚志市），赵一曼常骑白马作战，战友都亲切地称她“我们的女政委”。

　　1935年11月，赵一曼在战斗中被捕。面对酷刑，她始终坚贞不屈。1936年8月2日凌晨，她被押回曾战斗过的珠河县公开行刑。赴刑场的火车上，她向押送人员要来纸笔，写下对儿子“宁儿”的遗言：“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

　　贠占军告诉记者，这并非赵一曼留下的唯一“家书”。她还曾写下一封与编造口供一致的遗书，佯装自己和丈夫从江苏来东北做生意：“亲爱的我的可怜的孩子啊！母亲到东北来找职业……母亲的死不足惜……母亲死后，我的孩子要替代母亲继续斗争……”

　　两封信，身份不同，却同样藏着对儿子的愧疚与深爱，对革命的无悔与坚守。由于没透露真实姓名，宁儿当时并不知道母亲就是赵一曼。抗战胜利后，这封遗书在伪滨江省公署警务厅的日文报告中被发现。后来烈士身份核查时，宁儿才第一次知道母亲的身份，他将遗言一字一句抄录下来。如今，这份誊写版遗书就陈列在东北烈士纪念馆内。

　　女性的力量

　　东北抗日联军鼎盛时期，女兵有近700人；1945年抗联教导旅回国时，仅剩下三四十人，大部分牺牲在抗日战场上。在14年艰苦抗战中，这些女性是妻子，是母亲，更是战士。

　　残酷的战争环境中，抗联女兵的资料留存极少。除了赵一曼和“八女投江”，很多默默无闻的女烈士事迹鲜为人知。抗联女战士后代、鹤岗市老区建设促进会会员刘颖曾将124名抗联女战士的事迹写入《东北抗联女兵》。“把东北抗联女兵的精神传承下去，让她们世代被传颂，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刘颖说。

　　抗联第一路军第二军女兵金锦女，牺牲时年仅12岁。她在执行送信任务后被捕，即便遭受酷刑，她仍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英勇就义。

　　崔姬淑是九一八事变后最早加入延吉县游击队的女队员之一。1941年2月，她随小分队寻找师部时被“讨伐队”包围，突围中受伤被捕。面对严刑拷打，她坚贞不屈。灭绝人性的敌人掏出了她的心脏，32岁的崔姬淑壮烈牺牲。

　　李秋岳原名金锦珠，1930年后与丈夫杨林一起被派往东满特委工作，后调至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到珠河后，她把刚出生的儿子托付给农户，全身心投入战斗。1936年8月27日，她在为部队赶制军鞋时，被伪祥顺警察署署长孙凤周捕获。敌人用尽伎俩均未能让她屈服。9月3日，李秋岳被枪杀，头颅被割下悬挂在通河县城头——她是东北抗日斗争中，死后被敌寇枭首的第一位女性。

　　毛泽东说：“假如中国没有占半数的妇女的觉醒，中国抗战是不会胜利的。”东北抗联女战士用生命注解了这句话。她们以母亲的柔韧承载苦难，以战士的刚毅直面刀锋，让“女性”二字在民族危亡之际，迸发出超越性别的力量。那些被送走的孩子、未寄出的家书、深山里的墓碑，不是遗憾的注脚，而是她们留给后世最滚烫的誓词：所谓英雄，不过是在抉择的瞬间，把“国”字刻进了生命里。

　　只要我们记得她们的故事，她们就永远活着。

责编：周艺凝
审核：刘立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