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晓群

　　1979年4月《读书》杂志创刊，到现在已经过去46年有余。当年读着这本杂志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即使当时只有二十几岁，现在也已经步入老年了。如今我们回望《读书》诞生的过程，知道它的创办不是某人突然冒出来的想法，而是一代出版前辈承继旧愿、心怀已久的执念。他们大多是三联书店老一代的人物，如沈昌文所说：“这些老头儿办《读书》杂志，有其历史原因。陈翰伯在20世纪40年代就办过这名称的杂志。范用所在的三联书店，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名称，过去这‘三联’中的一‘联’是读书生活出版社，办有《读书生活》杂志，范用就是在那里成长起来的。新中国成立后的出版总署，也办过《读书》，是那里唯一的公开的刊物，陈原一度是它的主管。现在，老人们把《读书》定性为‘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位主管出版工作的领导人后来对我说过，这个刊物这么定性，只因为陈翰伯的原因才能被批准。因为照中国当年的规矩，只有像《红旗》那样的党刊，才能叫思想评论。”

　　沈先生的这段话信息量很大，我们需要把它分解开来，一一解读。

　　先说三联书店由来的历史。所谓“三联”，产生于1948年三家出版机构的组合体，即1932年徐伯昕、邹韬奋等人以《生活周刊》杂志为基础建立的“生活书店”，1935年张仲实、薛暮桥等人以《中国农村》杂志为基础建立的“新知书店”，1936年李公朴、柳湜、艾思奇等人以《读书生活》杂志为基础建立的“读书生活出版社”，即后来的“读书出版社”。说起来这三家出版机构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最初都是靠创办杂志起家的，有了一定的人脉与内容的积累后，再转型投身出版，从而获得文化与商业上的成功。由此，在出版业内形成了一种理念与商业模式，即在一些出版家的心目中，图书出版与期刊出版，更像是一对“孪生兄弟”，期刊奠基书籍，书籍反哺期刊，两者一长一短、一静一动，互为补充、相辅相成。

　　时间来到1950年12月，人民出版社成立。翌年三联书店并入人民出版社，后来的情况如何呢？一是三联书店并入后，它的社牌并未取消，而是作为副牌，被赋予一些新的功能。比如有些书不适合用人民出版社的名义出版，就被冠以三联书店的社牌。二是三联书店的精神，如思想先锋、服务大众、独立思考等基因依然存在，人民出版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赋予三联书店一些重要的历史责任。比如1954年人民出版社设立三联编辑部，陈原兼任主任，戴文葆任副主任，出版了很多好书。1980年人民出版社再次设立三联编辑部，沈昌文任主任，负责《读书》杂志的编辑工作。1983年人民出版社设立三联书店，范用兼任总经理，倪子明任总编辑，沈昌文任副总编辑兼任三联编辑室主任。1986年三联书店从人民出版社中独立出来，沈昌文任总经理，董秀玉任副总经理。

　　再说组成三联书店的生活、读书、新知三家出版社，分别出版过许多有名的杂志，如《世界知识》《文学》《中国农村》《语文》等等，它们蕴含的“三联精神”，在后来的《读书》杂志中都有所追随与继承。但这些杂志还算不上是专门的“读书类杂志”，因此谈到“前身”还有些牵强。而上面沈先生提到的《读书生活》等杂志，完全以读书为主题展开编写，它们对后来的《读书》杂志的影响更为直接、深刻，故而称其为“《读书》杂志的前身”比较准确。那么从1936年《读书生活》创刊到1979年《读书》创刊，生活、读书、新知三家出版社出版过哪些读书类杂志、涉及哪些重要人物呢？本文按照时间顺序略述如下：

　　一是1934年11月《读书生活》半月刊在上海创刊，社长李公朴，主编柳湜、艾思奇，发行人张静庐。它的前身是李公朴主持的《申报》专栏“读书问答”，这个栏目后来衍生出三本小书：艾思奇《大众哲学》、柳湜《街头讲话》、夏征农《读书问答集》。还产生了一本杂志《读书生活》，这本杂志的后继者就是创建的读书生活出版社。1937年2月，在《读书生活》被查禁的情况下，又接续出版《读书》半月刊，陈子展、柳湜主编，只出版两期即停刊。据范用回忆：“《读书生活》半月刊被查禁，更名《读书》继续出版，又被查禁，就出版《生活学校》，这两本杂志由陈子展主编。”抗战时期，20世纪40年代在重庆，读书生活出版社又出版《学习生活》半月刊，陈楚云、赵冬垠主编。“皖南事变”爆发后，部分文化人去了香港，为了掩护他们撤离，范用编了最后三期《学习生活》。

　　二是1935年5月生活书店创办《读书与出版》月刊，李平心、艾寒松编辑，出至第22期休刊。1937年3月《读书与出版》第一次复刊，张仲实、林默涵编辑，出至1939年2月第29期时停刊。本月在重庆，生活书店创办了《读书月报》，主编艾逖生、史枚。二人离开后，由胡绳、廖庶谦主编，发行人徐伯昕。1941年2月终刊。史枚评价：“《读书月报》的性格基本上和《读书与出版》相同。”又据《三联书店大事记》记载：“《读书月报》办刊宗旨为‘推进战时学术研究，帮助读者自学’。内容包括学术论著、社会科学讲座、书报评介、读书方法与经验、读书问答、读书小辞典、时事评论等栏目，每期刊登新书和全国定期刊物一览。1939年2月《读书与出版》停刊后的订户，以此刊补寄。‘皖南事变’后被迫停刊。”抗战胜利后，1946年4月《读书与出版》在上海第二次复刊，胡绳、史枚编辑，二人去香港后，改由陈翰伯（梅碧华）、陈原编辑。1948年8月，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合并为三联书店后，《读书与出版》停刊。

　　三是1955年1月《读书月报》创刊，本年出版六期。1956年出版《读书月报》12期。1957年出版《读书月报》12期。1958年出版《读书月报》3期，本年4月改名为《读书》半月刊，刊号接续为第4期，两者合计出版21期。1959年出版《读书》半月刊24期。1960年出版《读书》半月刊13期，此后停刊。

　　这个《读书月报》及《读书》半月刊的名字，都与上述老三联的读书类杂志，以及1979年4月创办的《读书》杂志完全一致。但它的主办方却不是人民出版社暨三联书店，《读书月报》的版权页上，也只是署名“编辑兼出版者：《读书月报》社”。后来人们总结1949年以来中国期刊出版，甚至官方组织的《期刊史》都很少甚至没有提到这个杂志。当然有识之士还是有的，我就见到有人在整理《读书》杂志总目时，将这个《读书月报》的目录与后来的《读书》杂志的目录排在一起。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史书没有记录，就查找相关人士的笔记，果然又是在沈昌文的回忆录中记道：“《读书》的创办，主要是几位老先生，陈翰伯、陈原、史枚、范用、冯亦代、倪子明等。倪子明当时官居相当于现在国家新闻出版署研究室（文化部出版局研究室）的主任。在20世纪50年代，相当于现在国家新闻出版署的那个机构，编辑出版有一本杂志，叫《读书月报》，那就是倪子明先生搞的。1957年以后，陈原被陈克寒调去，做出版局的副局长。他跟倪子明、王诚一起办了《读书月报》。为什么要叫这个名称呢？据说，这些老头儿曾经在20世纪40年代，在邹韬奋领导下，办过一本《读书月报》，编者就有陈翰伯、史枚等。他们很珍惜这个名称，在20世纪40年代、50年代都办过，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就提出来要恢复这个刊物，名称就叫《读书》。”

　　近日，我翻检上世纪50年代的《读书月报》及《读书》半月刊，大人物、好文章随处可见，如老舍《“无名高地”有了名》，傅璇琮《谈“儒林外史”》，白以坦《校对“毛泽东选集”后所想到的》，周建人《略谈学习生物学》，邵荃麟《“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校订后记》，端木蕻良《用资产阶级观点写的“末代皇帝传奇”》，叶圣陶《介绍“斯巴达克思”》，郭沫若《书评文摘：燎原的星火》，巴人《读“红缨”和“白兰花”》，孙长江《谭嗣同的“仁学”》，吴小如《说“唐诗三百首”》，顾学颉《对于古典文学应否删节的一点意见》，谢觉哉《看了“六十年的变迁”以后》等等。再如唐弢，他说1949年后，他曾经以晦庵的名字为《读书月报》写过书话专栏：“大约连载了三四期，我又忙着去干别的什么了，刚开头就煞了尾。”翻检一下总目录，可以见到唐弢以笔名晦庵写的书话有：1956年11期《画册的装帧》，1956年12期《线装诗集》，1957年1期《儒勒·凡尔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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