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臣君

　　核心提示

　　10月17日，由中国作家协会、辽宁省委宣传部、中国出版集团主办的长篇小说《紫山》研讨会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举办。国内著名评论家白烨、孟繁华、贺绍俊、潘凯雄、韩春燕等参加了研讨并发言。

　　作为孙惠芬历时近10年的心血之作，《紫山》以辽南乡村为背景，聚焦主人公的道德困境与精神救赎，展现了城镇化进程中乡村人的心灵蝶变。与会专家一致肯定其为孙惠芬创作高峰，认为作品突破传统乡土书写模式，以心灵史视角记录乡村现代化转型，在人性挖掘与精神探索上达到新高度，为当代乡土文学提供了重要样本。

　　传统文化经典中的思想照亮了小说灵感

　　本报记者：您的小说始终扎根于辽南乡村，但今天的农村正经历巨变。在城市化加速的背景下，您认为文学中的“乡土”承载着怎样的使命？《紫山》是否尝试回应这一时代命题？

　　孙惠芬：我写作的40年，正是改革开放的40年，这40年，土地承包，商品经济涌入，市场经济打破城乡壁垒，随后是乡村的城市化建设，乡村可以说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对我个人的写作来说，文学中的乡土，就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出走，一是还乡。

　　出走，既是我个人从乡村的出走，也是笔下人物从乡村的出走，在乡村，心向远方，在城市，心系故土，经历了种种困惑和迷惑，矛盾和痛苦，我把这个时候的写作，定义为个人的抒情时代，这持续了20多年。但到了2011年以后，则有了变化。到这时，我发现，人性不只有困惑和迷茫，还有超越。我突然领悟到，所谓还乡，不是指肉体的到达，而是精神上的超越和上升。就这样，我的写作信念有了变化，从《生死十日谈》开始，到《后上塘书》，到《寻找张展》，我都尝试着在文字里触及精神的还乡，到现在的《紫山》，我觉得，应该是完成度最高的一部。这得感谢我出生成长的那片土地。十几年来，我把自己放逐在乡村大地的沟沟岔岔里，收获了太多故事。当然，还有一点，在我确定了我的乡土写作必须承载精神还乡这一主题的时候，我自己也走在精神还乡的路上。从出走到还乡，每个生命都要面对。所以，“乡土”文学的新使命，对我而言，就是如何通过写作，去探索乡村人性的精神超越。因为山乡巨变，绝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改善、机制的更新、环境上的向好，内心的安详是最重要的指标。

　　本报记者：《紫山》中的主人公汤犁夫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人物形象，您在刻画汤犁夫这种救赎过程中，是怎样考量的？

　　孙惠芬：让人物从悲剧中走出来，应该是我创作《紫山》这部小说的最大动力。当我发现乡村大地上的人性世界有着精神还乡的普遍存在，那么通过作品来回应这样的发现，便是我对自己的要求。应该说汤犁夫是好多个人物原型的综合。

　　内心生活，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它不是指内心活动，而是指在遇到解不开的难题时，善于向内求索，向内心开拓。我想在书写故乡时寻找精神归处，这是我想要写汤犁夫时遵循的最重要的一点。在采访中，我听到了几个普通人的传奇故事，不仅让汤犁夫的精神超越一下子有了物质依托，也让我一而再再而三地看到，所谓内心生活、向内的开拓、不独属于知识分子，它就在身边，就在最普通的人群当中。

　　本报记者：您在《紫山》中再次聚焦辽南乡村，能否分享这部小说的创作契机？

　　孙惠芬：一部作品的诞生，看上去有许多偶然，但其实是必然的。

　　《紫山》这个小说题目是十几年前就起好的，那时候经常返乡，每一年，朋友都招呼我去庄河北部山区参加活动。有一座山叫老黑山，它是一座水山，地下水常年轰鸣，常年雾气缭绕，有阳光的日子，说不上什么时候，山就变成了紫色，我喜欢托马斯曼的《魔山》、查尔斯的《冷山》，艾丽丝沃克的《紫色》。于是就为自己的下一部作品取名“紫山”。紫色，有超越的意思，我当时是想以题目暗示自己的下一部作品能够有所超越，可两年之后，我写了《生死十日谈》和《后上塘书》。《紫山》的题目空下了。

　　直到有一次，我在南京参加活动，遇到评论家汪政，他听说我不想写作了，棒喝一声：“堕落”。就是在这个晚上。《紫山》两个字冒了出来，随后，跟出两个小题目，三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和两个人的故事跟出来，小说上下卷的结构也跟出来。当有了上下卷的结构，看到下卷两个人的精神还乡，写作的动力就一发不可收。

　　当然，能完成这部有关精神还乡的作品，当年开始对哲学经典以及传统文化经典的阅读非常重要，如果不是经典中的思想照亮了小说灵感，就没有这部作品。而在写作过程中，笔触进入感情细部，进入精神世界深处，思想的火花一直像灯塔一样闪烁在前。

　　在人心深处寻找永恒的文学价值

　　本报记者：从早期《歇马山庄》到近年《寻找张展》《紫山》，您的语言从绵密厚重转向更具实验性。这种变化是自然形成的，还是有意突破？未来会尝试更先锋的写法吗？

　　孙惠芬：文学是生命的分泌而不是建造，长篇更是如此，用什么样的语言，跟故事本身有关，也跟写作者当时的生命状态有关。当然也有时代语境的隐形塑造，写《歇马山庄》是1997年，那时正是江河奔流的时代。我又刚离开县城不久，还停留在自己的抒情阶段，所以作为写作者的我，情绪必然影响叙事，影响故事里人物的情绪，那部40多万字的小说是用钢笔写下的，从头到尾，很少有改动的地方。但到后来，我与故乡有了距离，能够站在故乡之外，便不一样了，写作的我变得理性，我努力控制不让自我进入情绪，只用心地跟随作品的人物，这时，作品里的人物反而引领我的情绪，跟着人物走。记得《紫山》的开头，我写了不下20个，那时候人物还没有降生，语言无所依托。当一点点的，人物有了血脉神经，语言自然就贯通开来。你所说的语言不再绵密，或许正因为这一点。至于是否尝试先锋的写法，我没有想过。我是一个笨拙的写作者，对我来说，形式如何永远取决于内容需要。

　　本报记者：您曾提到写作是“对抗遗忘”的方式。在信息碎片化的今天，长篇小说如何保持对读者的吸引力？您如何看待纯文学在当代社会的价值？

　　孙惠芬：这个春天，我重读了茨威格《昨日的世界》，他在书里有这样一句话：作家是人类一切人性的维护者和保护者。我想，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是信息的碎片化还是人工智能的介入，守住并通过写作，来探索人类最普遍的人性经验，是文学最重要的价值。因为每一个个体的生命经验都是独特的，每一个生命都是一个神秘而未知的创造。写作者要在人心深处寻找永恒的文学价值。

　　所以我愿意乐观地想象，我们的写作，只要不离开人，不离开人心、人性，不离开生、死、爱、脆弱与恐惧、欢乐与孤独、超越与救赎，文学对读者就一定会有吸引力。

　　名家点评

　　吴义勤（中国作协副主席）：《紫山》是孙惠芬创作的里程碑之作，深刻揭示了中国农民的罪与罚及自我救赎，人物典型性强，跟农民的生活和精神结合得非常紧，是一部非常饱满的作品。

　　白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紫山》是“爱”与“耐”的当代传奇，更是关于“罪”与“罚”的自我救赎故事，主人公在救赎中参与社会正义事业，让作品兼具时代气息与精神高度。

　　孟繁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监事长）：作品超越了对乡村外在变化的书写，深入挖掘“看不见的”内心情感领域，聚焦人性的深度与复杂性，展现了作家的创作突破。

　　贺绍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监事长）：小说以上卷心理剖析、下卷精神救赎的独特结构，用个性化视角解读宏大历史，体现了孙惠芬叙事的成熟与老练。

　　潘凯雄（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副主任）：将城乡、男女等母题用50万字的篇幅写得深刻细腻，在近年文学创作中实属难得。

　　梁鸿鹰（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作品围绕乡村情感伦理与信仰展开，叙事手法独特，人物刻画细腻，汤犁夫的非洲经历更构建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作品极具思考空间。

　　岳雯（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紫山》以“接合”而非“融合”的方式呈现现代性下的精神困境，虽结构看似不平衡，却体现了作家对时代的诚实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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