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九辩》:承上启下的宋玉
顾农
《楚辞章句》中收录了宋玉的《九辩》和《招魂》,都很重要,前者更是他的代表作。先秦作家不多,作品散佚严重,宋玉堪称这方面的一流人物,而人们对他的认识似乎还很不够。
王逸题下注云:“《九辩》者,楚大夫宋玉之所作也。辩者,变也,谓陈道德以变说君也。九者,阳之数,道之纲纪也。故天有九星,以正机衡;地有九州,以成万邦;人有九窍,以通精明。屈原怀忠贞之性,而被谗邪,伤君闇蔽,国将危亡,乃援天地之数,列人形之要,而作《九歌》《九章》之颂,以讽谏怀王,明己所言与天地合度,可履而行也。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闵惜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至于汉兴,刘向、王褒之徒,咸悲其文,依而作词,故号为‘楚词’,亦采其九以立义焉。” 王逸是最早的楚辞专家,但他这里讲的几个要点似乎都可以重新予以研讨。
其一,宋玉是不是楚国的大夫,是不是屈原的弟子,未见确切的记载。《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初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可见宋、唐、景三人皆非平头百姓,但未必就是大夫。他们辞令不错,但没有屈原那种政治家的格局和风骨。从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等作品看去,他经常随侍于楚王身边,言论以帮闲为多,很像是一位文学侍从小臣。
其二,《九辩》乃楚地前已有之声诗,宋玉是用这个传统的名目写自己的新作。“九”只是一个数目(可以是具体的数量,也可能表示多数),未必有“道之纲纪”一类重大的意义;这种诗往往比较长,要唱很多段落。
其三,从《九辩》的具体内容看去,未见有“闵惜其师忠而放逐”的意思,也并没有代述其志,而是他自己在这里抒情。中国古代的文人多寒士,此诗大唱寒士的痛苦和哀伤,很得人心,遂成经典。《九辩》的开头情景交融,非常精彩:“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
秋风萧瑟,草木凋零,孤身在外,很想回故乡去获得依托,但 “将归”而未归,一时还只能继续飘零,衣食有忧,心无归属,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皆有问题——这样的情形乃是古代尚在寻求出路途中之游士的常态,为这一类人立言的作品也就具有相当长远的艺术生命。“悲秋”从此成了中国古代诗歌的一大母题,百唱不厌,欲罢不能,一直相当繁荣。
从文体写作的角度看,较之屈原的《离骚》等诗篇,《九辩》显得有点散文化,句子长长短短,非常灵活,便于抒情达意。例如其中有云:“圜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鉏铻而难入。众鸟皆有所登栖兮,凤独遑遑而无所集。”去掉诗里面常用的“兮”字,就像是散文诗了。
文体的杂交可以增强表达力。由《九辩》再进一步散文化,便形成一种新的文体——赋。宋玉乃是承上启下、辞赋兼长的大作家,在文学史上有重大的贡献;杜甫在《戏为六绝句》(其五)中说“窃攀屈宋宜方驾”,以屈原宋玉相提并论,见识很高,我们不能忘记。
责编:齐志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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