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粉彩大五供”是中国瓷器史上的精品之作
文物 档案 乾隆粉彩黄地 红龙大五供 该套瓷器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共五件,呈对称摆放,中间是一只香炉,两侧依次为烛台和花觚。这套瓷器是清朝时国家祭祀用的礼器,皇帝在盛京祭祖时曾使用。后人评价,乾隆时期的景德镇御窑烧制的瓷器,是中国古代瓷器中的精品。
香炉简化示意图
本报记者 吴 限 王岩頔
本期导读
由五件工艺精湛、造型庄重的瓷器所组成的一套完整的礼器叫“五供”。在中国瓷器史上,“五供”作为瓷器中的一个类别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特别是清代雍正、乾隆时期在景德镇御窑烧制的“五供”瓷器,是中国瓷器史上的精品之作。辽宁省博物馆收藏一套“乾隆粉彩黄地红龙大五供”就是其中的精品,至今保存完整。其制作者以“沈阳唐英”自称,这又与沈阳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
壹
清代御窑中的精品
“乾隆粉彩黄地红龙大五供”(以下简称“乾隆粉彩大五供”)是一套由景德镇烧制的、祭祀用的礼器,由一个香炉、两个烛台和两个花觚(读gū,古代盛酒器具)组成。香炉放中间,用来焚香,左右两侧依次为燃烛用的烛台和插花用的花觚,呈对称摆放。
“五供”的原型为青铜祭器,可追溯到青铜时代,而用于祭祀的瓷器“五供”在明代才出现。
中国古人在祭祀时使用器具的历史由来已久,汉代称“供具”。从出土文物看,唐宋时期的瓷供器主要是碗、盘、瓶等器皿,没有固定的组合形式。到了元代,出现了香炉和花瓶的搭配组合。后来,由花瓶、香炉、烛台三种器皿组成的供器,称为“三足具”,是宗教供器中最基本的组合形式。
“到了明代,‘五供’成为定制,一般是由一个香炉、两个烛台和两个花觚组成,其质地可以是陶瓷、金属、玉石、漆器、珐琅等。”辽宁省博物馆典藏部主任李慧净告诉记者,“清代时,‘五供’的制作水平达到了高峰,特别是乾隆时期,瓷器‘五供’的烧制工艺成为后世难以逾越的顶峰。”
据介绍,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这套“乾隆粉彩大五供”保存完好,烧制于景德镇御窑,是清代御窑瓷器中的精品。该套瓷器是在20世纪50年代由北京调拨到辽宁省博物馆收藏,是辽博的镇馆之宝之一。
“乾隆粉彩大五供”中的香炉高40.7厘米,口径17.3厘米,腹径24厘米,底径19厘米。瓷器图案以红龙为主,红色的五爪龙于云雾中穿行,栩栩如生,十分传神。香炉腹上的红龙以中心轴分列两旁,香炉盖上盘卧的一条红龙扬首向上,口吐真火的形象,立体逼真。
贰
“陶圣”唐英督造“大五供”
乾隆时期是中国古代瓷器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中国瓷器的这段光辉历史与一个沈阳人密不可分,甚至这一时期所有出自景德镇御窑的瓷器都要冠以他的姓氏。
这个人叫唐英。
唐英祖上是沈阳(沈阳在元代、明代称沈阳)人,因此自称“沈阳唐英”。他自清康熙朝时就在景德镇督陶,后来成为著名的督陶官,专门负责监督御用瓷器的生产。因其任职时间最长,成就最高,影响力最大,被后世誉为“陶圣”,他督窑时生产的瓷器称为“唐窑”。今天,我们在很多国宝级瓷器上仍然能见到“沈阳唐英”款识。
史料记载,雍正六年(1728年),47岁的唐英出任督陶协理官。唐英对陶瓷一窍不通,初到景德镇,他“杜门谢交游”,与工匠同吃同住,熟悉了制瓷的各种工艺,由一个外行转变成内行。乾隆时期,乾隆皇帝希望在瓷器烧造技艺上有更多突破,已升任督陶官的唐英极好地配合了乾隆的兴趣与艺术审美,在器型与釉色上多有创新,并首开文人瓷之先河。
在唐英的督办下,景德镇御窑烧制的斗彩瓷器器型变化多端、装饰富贵华丽、色彩绚丽缤纷,纹饰图案多由缠枝莲花、双鱼、灵芝等吉祥物组成。这一时期的瓷器工艺水平是集历朝历代所有瓷器制作之大成。瓷器装饰仅高、低温颜色釉就有57种;彩绘方面“山水人物花鸟写意之笔,青绿渲染之制,四时远近之景”无所不有;造型设计上,从“古札器尊鼎卤爵之款制,到瓜瓠花果象生之作”,应有尽有。同时在瓷器的描画上更精细,枝叶纤细,花瓣分明。除了釉色的创新,他还竭尽所能在器型上下功夫,精巧复杂如转心瓶就此烧造出来,转动外瓶,就可以通过中腹镂空的部分看见小瓶在内层同步旋转。
乾隆皇帝曾命唐英烧造多套大型“五供”。辽博所藏“乾隆粉彩大五供”是这一时期粉彩瓷器的代表作之一。
记者了解到,粉彩瓷器是中国古代陶瓷史上诞生比较晚的一个品种,它创烧于康熙晚期,在雍正和乾隆时期达到巅峰。粉彩起源于对珐琅彩的简单模仿,能恰到好处地描绘出接近自然界花草树木的色彩,甚至可以勾勒出所描绘对象的色彩阴暗和层次。我国著名瓷器专著《陶雅》评价这一时期的粉彩“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娇艳夺目,工致殊常”。
叁
“五供”是清朝举行重大典礼必备之物
沈阳在清代称为盛京,政治地位十分重要。从康熙十年(1671年)至道光九年(1829年)的158年间,先后有4位皇帝10次东巡盛京祭祖。在这一过程中,“五供”扮演了重要角色,每一个重要的场合都有它的存在。可以说,它见证了清帝东巡。
沈阳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李理告诉记者,“五供”是清朝时国家举行重大典礼的必备之物,特别是在清帝东巡过程中,“五供”必不可少。除了原本就存放在沈阳故宫、福陵、昭陵的“五供”之外,清帝东巡时也会从皇城携带来“五供”器具以备不时之需。现在沈阳故宫、福陵、昭陵、辽宁省博物馆收藏有多套清代的“五供”,其中既有石器,也有瓷器、珐琅等材质,都是清代文物中的珍品。
清帝东巡以祭祀盛京祖陵为目的,皇帝通过亲临故里,告诫后世子孙“勿忘开创之艰”。清帝10次东巡,加速了沿途所经城镇的建设,使东北地区得到清廷的重视。作为皇帝在关外的行宫,盛京宫殿(今沈阳故宫)存有大批御用物品、皇家秘籍,提高了盛京的政治地位和文化地位。
乾隆时期,曾从皇城调拨大量宫廷文物至盛京宫殿贮存,其中有飞龙阁藏800件历代铜器,翔凤阁藏数千件宋元以来名家书画和清宫珍玩,敬典阁藏《玉牒》,崇谟阁藏《清实录》《满文老档》,西七间楼藏清宫殿板书籍等,影响更大的则是文溯阁藏《四库全书》。种种举动使得盛京在100多年时间里积聚了数以十万计的高品位文物精品,地域文化层次得到了提升。
李理介绍,清帝东巡祭祖的重要一地便是努尔哈赤的福陵。顺治皇帝虽未东巡,却早早定下祭福陵礼:“献十二样果品并备酒、燃香烛。牲用熟。”规定皇帝亲祭福陵由左门入,遣官代祭由右门入,祭文、祭品由中门入。祭陵时,诸王于牌楼前下马,官员则于立红桩处下马。福陵中,努尔哈赤的牌位供奉在隆恩殿里。隆恩殿内的供桌上摆放着一套“瓷五供”,这里也是清帝祭祀时的主要区域。除此外,在隆恩殿后的“月牙城”还有一套摆放在石桌上的“石五供”。
二者在使用上如何区别呢?
李慧净介绍,“石五供”仅存在于明清两代的皇陵中,最早出现在明成祖的长陵中轴线上,陵寝门外。“石五供”分祭台和“五供”两部分,全部用青白石雕琢而成。“五供”陈放在祭台之上,香炉不能焚香,烛台不能燃烛,花瓶不能插花。所以,“石五供”都用在室外,中看不中用,而“瓷五供”的使用场景是在室内。
相比之下,“石五供”只是一种象征性的器物,是辨等级、明贵贱的一个标志。例如,清朝有规定,只有帝、后陵才可以设立“石五供”。历史上还发生一个故事,在光绪元年(1875年)兴建慧妃园寝时,慈禧为了抬高慧妃富察氏的地位,谕令在慧妃宝顶前设“石五供”。慈禧的这一做法受到了朝内大臣们的非议,她自觉理亏,最后不得不收回成命。 (本版图片由辽博提供)
手记
乾隆“五供”瓷器为何如此珍贵
吴 限
乾隆时期是我国瓷器烧造史上的一段高峰,作为瓷器中的一个种类——“五供”,特别是御窑烧造的“五供”因为存世稀少而备受珍视。
唐英作为当时的督陶官,除了为皇帝烧造御用瓷器外,也为一些特定的人或场所烧造定制的瓷器,供器就是其中一类,特别是铭有唐英款识、烧造年代及用途的“青花五供器”最为珍贵。
记者了解到,“瓷五供”之所以珍贵,一是作为“五供”器,一般人不能使用,因而都为皇家定制,一套五件。现在常见多是其中一两件单品,能完整保存下来的“瓷五供”十分罕见。二是作为供器,唐英对烧造的要求更高,精益求精,成功率较低,烧坏的次品多,因此“五供”也成为“唐窑”出品的精品中的代表性器物,传世极少。
在众多供器中,烧造于乾隆五年(1740年)至乾隆八年(1743年)的“唐窑”瓷器最为珍贵。这一时期,唐英根据乾隆的想法,努力试验烧造多种新式瓷器。供器中的“青花缠枝莲纹花觚”正是这一时期烧造的。这种花觚体形高大,三段式造型显得更加雍容挺拔,上部是喇叭口,中间是鼓腹,下部是凤尾,器型古朴典雅,新颖别致。瓷质坚密,釉色光泽莹润,釉面匀净,是“唐窑”中最为著名的代表作,被后人称为“唐英花觚”,这也是中国陶瓷史上唯一以人名命名的瓷器品种。
唐英烧造的“五供”器,品质超群,造型庄重古穆,色泽纯正雅丽,工整的图案、清新的画意与秀美的造型相互结合,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瓷器上有供奉者的姓名和烧造目的,也有具体的制作年代,十分罕见珍贵,是研究乾隆早期青花工艺及断代的标准器,也是认识和了解当时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重要参考资料,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
制图 隋文锋
责编:李明
审核:徐晓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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