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罕见 东北独有

汉代辽东的“样板乡聚”为何被遗忘

制图 董昌秋 部分素材由AI生成

辽宁省博物馆复原了三道壕的形貌。

　　本报记者 王晓领 文 本报记者 孙明慧 摄

　　在辽宁辽阳太子河西岸的一片冲积平原上，静卧着一处距今2000多年的汉代村落遗址。它的名字叫三道壕。

　　如今，知道它的人并不多。在知网检索“三道壕”关键词，仅有十余条相关文献。研究成果寥寥，与这处遗址的实际价值形成不小反差。事实上，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是全国罕见、东北独有、规制完整的汉代大型聚落遗存。它保存着西汉时期辽东地区普通百姓的生产生活痕迹，为今天的人们了解汉代东北社会文化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样本。

　　辽宁文脉绵长，古遗址、古遗存遍布各地，但其中有不少像三道壕一样，长期处在公众视野之外。早在1955年，著名考古学家、博物馆学家李文信就发表了《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发掘报告。70余年过去，这处遗址依然鲜为人知。学术资料的稀缺，恰恰说明它还有太多值得深耕之处。

　　不一般的聚落

　　梳理三道壕遗址的考古脉络，首先需要澄清一个常见误解：这并非一处普通的汉代乡村，也并非军事屯戍驻地。

　　遗址位于辽阳太子河西岸的冲积平原，汉代时是辽东郡治襄平（今辽阳）的近郊。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郑君雷介绍，遗址整体占地面积约100万平方米。这个规模远超一般秦汉乡村聚落，甚至超过许多汉代县治城址的面积。即便仅发掘1万余平方米，仍然清理出6处居住址（发掘平面图上还标出了第七居住址）、11眼水井、7座砖窑、两段铺石道路，还有368座儿童瓮棺葬。遗迹分布规整有序，功能分区清晰，展现了一个布局完整的汉代聚落。

　　有人评价其为汉代“规划有序、设施完备”的宜居社区，规整程度堪比现代小区。郑君雷认为，这种说法虽略有夸张，但该遗址的规划性与完备性在汉代边疆聚落中确实少见。

　　6处居住址都是独立宅院，间距保持在15至30米，互不干扰又紧密相连。所有宅院呈两排规整排列，房屋大多朝南或偏东，偏西向开门，采光合理，布局通透。院内水井、菜园、猪圈、牛马栏、厕所一应俱全，生活配套相当成熟，打破了人们对汉代北方村落简陋粗糙的固有印象。宅院周边分布着砖窑，各居住址之间有卵石路和铺石大路相连。居住、生产、生活区域划分清晰，形成了成熟的聚居体系。

　　结合出土遗存与聚落特征分析，三道壕遗址具有农、工、商混合的特点，显然不是普通自然村落。郑君雷表示，三道壕位于辽东郡治襄平附近，属于“边塞”地区中的“内地”，与抚顺至沈阳一线的燕汉长城还有一段距离。墓地均按“宗族关系”或“宗法组织”埋葬，成人墓一般为夫妻合葬，不太可能是士兵驻扎的屯戍据点。一般聚落中出土兵器也属正常。

　　排除自然村落和屯戍据点的可能，三道壕的性质应在“乡”或“聚”的层面上考量。用今天的话说，大致相当于县以下、村以上的行政单位。居民以农业生产为主，兼营工商业，宜称为辽东边郡的汉代乡聚遗址。

　　不寻常的经济生活

　　辽阳博物馆研究馆员马鑫向记者提供了一组数据：三道壕遗址共出土各类文物19万件，数量大，种类也多。“这处遗址最鲜明的标签，就是发达的农耕文明。”马鑫说。辽阳东部山区铁矿资源丰富，当地冶铁业在西汉时期已经相当成熟。遗址里出土了犁铧、耧脚、锄头、铁铲、铁耙、镰刀等全套铁制农具，品类齐全，形制规整。这足以证明西汉时期辽东地区已经普及了比较精细的农耕技术。

　　一同出土的还有炭化高粱。这说明2000多年前，高粱已经是东北的主要农作物之一。而就铁农具工艺水平而言，三道壕工艺放在同时期的全国乡村遗址中也排在前列。换句话说，汉代东北的农业发展程度，并不比中原差。

　　除了成套农具，其他出土遗存也值得关注。郑君雷把话题引向了这个聚落更多元的生产生活方式。他说，这里发掘出了陶瓮、陶罐、陶盆、陶钵等大量日用陶器，其中一部分陶器上刻有“昌平”“军厨”等字款。“这很可能是区域外销的商品化器物。”郑君雷说。此外，铁锛、铁凿、铁钻头等专业铁制工具，适合用于窑业加工，说明当地有常年性、常态化的手工业生产，也有农闲时的副业生产。

　　三道壕还出土了铜铁兵器、玛瑙和琉璃珠饰、耳珰等装饰品，还有刀钱、“一刀”小圆钱、小“半两”等流通货币以及各类车马构件。

　　“千秋万岁”瓦当、云纹瓦当、筒瓦、绳纹砖、陶井圈……这些高端建筑构件的发现，同样让人印象深刻。郑君雷分析，这些构件除了满足本地聚落自用，结合遗址内规模化砖窑的遗存来看，很可能也用于外销。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也曾在《汉代农业》一书中提出，汉代的三道壕村落遗址中发现了许多用来烧瓦的窑，但从其原始的结构与有限的容量看，这种生产并不是全天候的。不过，在那里至少发现了一个由两个一样的窑组成的复合窑，说明当时可能已经通过两个窑的轮流使用，在向全天候的生产发展。或许可以推断，他们的产品同样要在外地的市场上销售。中国国家博物馆著名学者孙机曾经算过一笔账：按照汉代手工业的技术水平推算，遗址内的砖窑每年可以生产约60万块条砖。规模化、产业化的手工业生产，加上活跃的区域商贸，都体现了这个乡聚的经济活力。

　　从日常炊具、生产工具，到建筑构件、流通钱币，大量出土文物拼出了一幅西汉辽东百姓生产生活的完整图景。这也是中原文化向东北传播与融合的直观见证。像“千秋万岁”瓦当、云纹瓦当这类器物，是汉代较高等级聚落的标志性建筑构件，进一步佐证了三道壕乡聚的特殊地位。而陶器上的“昌平”“军厨”字款，则是当时区域物资调配和商贸流通的直接物证。成套的手工业工具、车马器以及各类流通钱币加在一起，恰好勾勒出一幅农商并举、商贸畅通的汉代辽东边疆发展图景。

　　郑君雷还提到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细节——祭祀遗存。“部分古井中发现的完整马骨和人骨，并不是村落废弃后留下的。”他告诉记者，这些遗存很可能与汉代的“井祭”仪式有关。正是这些看似特殊的发现，为研究汉代民间信仰和民俗文化提供了难得的考古证据。

　　被低估的文化遗产宝藏

　　三道壕遗址的核心价值是什么？马鑫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它见证了西汉时期中原文化与东北地域文化的深度融合。”

　　西汉时期，辽阳称襄平，是辽东郡治所在地，也是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三道壕遗址作为襄平城外的大型村落，曾经是中原文化向东北传播的重要载体。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样一处规模宏大、遗存丰富、价值极高的汉代遗址，却经历了难以挽回的破坏。20世纪50年代初，三道壕村的村民为了发展生产，开始修建现代砖窑。这一挖就是4年，大面积取土作业持续不断，大量古遗址土层和文物遗存被破坏、清运。由于当时文物保护意识普遍薄弱，没有人知道这片土地下面埋藏着汉代文明密码。无数珍贵文物就这样被当作废土丢弃了。

　　转机出现在1954年。辽阳当地文物工作者邹宝库发现了异常遗存，并上报到省里。李文信带队实地勘探后，确认这是一处大型西汉聚落遗址，紧急叫停了施工。但1955年正式发掘时，原本100万平方米的完整遗址，仅残存约1万平方米未被破坏。大量核心遗存已经永久消失，成为考古界的一大遗憾。

　　如今，距离那次发掘已过去70余年，三道壕依然冷门。为什么会这样，郑君雷向记者分析了原因。他认为：一方面是因为学术界对汉代乡聚遗址的研究关注度偏低，相比于都城遗址、墓葬遗址，乡村聚落研究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另一方面，公众考古普及不足，优质的乡土历史资源没能走进大众视野。他举例说，与河南省内黄县三杨庄同等规模的汉代聚落遗址相比，三道壕的知名度、传播度和研究成果都有较大差距。

　　我们为什么要关注它？郑君雷的回答很直接：三道壕遗址拥有无可替代的学术价值。这样一处重量级遗址，不仅为研究汉代乡聚的行政属性、生计模式、空间布局、人口规模与日常生活场景提供了鲜活的样本，更直观印证了汉代中原文明对东北边疆的深度影响。这正是古代各民族交融共生、东北地域融入华夏大一统格局的重要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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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叶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