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编研部主任高建带来新的微观考证，对“九一九宣言”紧急会议的参会人员、起草细节等长期存疑的历史细节重新厘清。

　　《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简称“九一九宣言”。

　　破解参会人员之谜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短短四个月，中国东北全境沦陷，三千万同胞陷入苦难深渊。

　　1931年9月19日，也就是九一八事变爆发第二天，中共满洲省委发出中国第一份抗日宣言——《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也就是“九一九宣言”。

　　高建说，长期以来，在国内史学界的关注下，有关专家学者系统梳理了宣言产生的背景和经过。但考察前期研究成果后发现，关于这篇宣言的诸多关键细节，如会议性质、参会人员和形成时间等细节却存在不同说法，观点不一。

　　高建选取了一个独特的切入口：廖如愿是否参加了九一九会议？

　　廖如愿，时任中共东满特委书记。1931年2月，新一届中共满洲省委组建，廖如愿被列为候补委员。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他正在延边地区领导东满特委的工作。

　　高建的考证显示，1931年9月28日，廖如愿在东满召开了县委领导干部紧急会议，宣传和动员广大民众进行保家卫国的民族战争。不久后，他因身份暴露，无法继续留在延边，中共满洲省委批准其调回沈阳。据廖如愿回忆录记载：“31年的11月，我从东满调回沈阳。”

　　也就是说，九一八事变爆发两个多月后，廖如愿才返回满洲省委。九一九会议召开时，廖如愿并不在沈阳，因此他未能参加这次会议。

　　高建同时考证，时任满洲省委组织部长何成湘也未能参加。据1931年9月22日中共满洲省委给中央的报告记载：“何成湘于18日晚动身去北满巡视，现在是否已经到了尚不可知。”九一八事变爆发当晚，“南满铁路”宽城子站（长春）发生战事，从长春到哈尔滨是否通车已不确定。何成湘未能参会，据此可证。

　　还原会议召开历史

　　关于会议性质。此前学界存在三种说法。经过史料梳理，高建得出结论：这是一次“紧急会议”，而非省委常委会或全委会。1931年9月22日中共满洲省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明确写道：“19日上午省委开了一次紧急会议。”这一表述最为准确。

　　关于参会人员。经考证，可确认参会的有：省委书记张应龙、宣传部长赵毅敏、秘书长詹大全、候补委员金伯阳、宣传部秘书杨先泽。其中张应龙和赵毅敏为常委，金伯阳为候补委员，杨先泽为一般工作人员。高建特别指出，金伯阳是在九一八事变当天的早晨得到消息后赶来参会的，同年8月他刚领导了启东烟草公司工人罢工。

　　关于宣言的形成与发布。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上午，中共满洲省委召开紧急会议，分析了当前局势，讨论了应对措施，布置了斗争任务、方针、策略和口号。休会期间，由宣传部秘书杨先泽起草宣言文稿，赵毅敏进行修改，复会后讨论通过。通过后连夜刻板印刷，秘密散发。

　　“‘九一九宣言’的发表，对东北抗战、对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对国内外华人，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高建说。

　　高建对“九一九宣言”的历史地位给出了明确的判断：“‘九一九宣言’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第一份宣言，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份宣言。发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奋起抵抗的第一声怒吼，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血战到底的决心。”

　　她指出，九一八事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而“九一九宣言”正是这一历史起点的文字见证。她进一步阐述：“它既具有民族性，又具有国际性，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责编：杨金凤
审核：叶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