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情提要：

     "网"住古艺|铿锵"东北大鼓"二百年兴衰传承（一）

     “网”住古艺|铿锵“东北大鼓”二百年兴衰传承（二）

　　唱响奉天，得名“火车头”

　　“那时候听说谁的哪部书讲得好，就赶紧攒钱，跑去专门听，等听了一段时间后，还要问明白长处在哪里。”——这是已故“东北大鼓”艺人陈青远在晚年回忆自己向其他流派艺人学习的情景。

　　在当时，部分有追求的“东北大鼓”艺人不约而同意识到了从不同流派中取长补短的重要性，霍树棠在发现了自己所学唱腔在细微处与其他流派艺人存在不同后，很快也加入到了求贤问业的行列中。

　　石淑贞记得，以“关东第一大鼓”闻名的辽南名家梁福吉有一次从营口来沈阳献艺，所唱“扣调”原来是“蹦蹦”（ 二人转）的曲调，很多观众认为太土气，受到轻视。霍树棠听了梁先生的演唱后，感觉把“扣调”用在自己表演的“东北大鼓”《古城会》唱段结尾会更加紧凑有力，于是便做了调整，后来同行们都沿用了这种唱法。

　　还有一次义县的民间邹姓艺人在奉天“南门脸儿”撂地演出，他唱的苦曲子“哭调”模仿性强，人们称他为“邹大哭”，霍树棠听说后，特意赶了过去进行请教，很快也把这种唱法用到了自己的表演中。

　　另外如奉派刘连甲的“怯口”、门振邦的“铁板调”等技法，霍树棠也取其所长，融汇到自己的表演里，这使得他的唱法很快便在奉天“东北大鼓”圈子里引起了瞩目。

　　“奉天鼓王”刘问霞（左）演唱

　　当时的“东北大鼓”由于历史因袭问题，正处于“女大鼓盛于男大鼓”时期，被称作“奉天鼓界大王”的女艺人刘问霞以唱腔婉转优美、表演丰富细腻的特色正处在演艺事业巅峰，其他的如王桂影、朱玺珍、陈桂兰、黄金彩、齐素云、文玉兰等“东北大鼓”女艺人也因术有专攻的表演而各领风骚。在这种局面下，霍树棠作为后起之秀，依靠着兼收并蓄、博取众长的独特表演，为“男大鼓”谋得了一席之地。

　　资料显示，早期的奉天大鼓以唱为主，轻视表演。老规矩是演出时“目不斜视，手不乱动”，两只手的活动不许离开自己双肩与大鼓之间的“三角区”，这样呈现的效果是曲调虽然好听，表演却很古板。后来霍树棠学习京韵大鼓、西河大鼓的演技，同时吸收京剧、评剧的长处，把人物动作融入表演中，不仅丰富了“东北大鼓”的表现形式，还开创出“男大鼓”的成功典范：他陆续开始与“奉天鼓界大王”刘问霞、“辽宁大鼓鼓皇”朱玺珍进入同一个场子表演。

　　有一次霍树棠表演三国段《战潼关》，全文一百六十句唱词，都是“三字句”，霍树棠一口气唱完，快而不乱，慢而不断，观众听完后称赞他的唱功像“火车头”拉笛一样，于是送给他一个“火车头”的雅号。自此，霍树棠成为了当时奉天最红的“大鼓角儿”，“霍派东北大鼓”开始流行起来。

　　成名后，霍树棠被小河沿著名的关楼茶馆请去，与女大鼓艺人王桂影同台表演。之后其他茶社也纷纷发来请帖，他每天都要在福合茶社、翔云阁、光明茶社、鸿泰轩等处赶场演出。

　　1924年，张作霖的“大帅府”唱堂会，也托人找到了霍树棠，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一去，竟然使自己的“东北大鼓”演艺事业跨入了新的天地。

　　录唱片，上电台

　　“他先迈出右腿，向前一步，之后眼跟手走，左手打板，一边演唱，一边通过脸部表情，尤其是眼睛传递神态，变换人物时，眼神向左时为一个人，向右时为另一个人，如果脚下后退一步，就表示是又一个人物形象，”霍树棠的女儿霍桂兰回忆父亲当年的表演时曾说，“他的‘眼神’特别有戏，唱到高潮的地方还会伸两个手指头打出手势。”

　　霍树棠用独具特色的表演，为“大帅府”的堂会赢得了满堂彩，此后，每个月里他都会被请去唱上三、四回。

　　“大帅府”的主人张作霖的认可，不仅进一步确立了霍树棠的演艺地位，更让他的名声不再受限于沈阳一城一地，而是很快扩展至东北全境。

　　1946年出版的《辽海小记》（作者是钱公来）曾记载:“张作霖任奉天北路巡访营统领，军幕常携鼓书艺人刘德。张剿匪巡边，宿营饮宴，每召集部署，非刘德说书不欢。”

　　另有记载显示，张作霖的部下中有个叫邢立亭的军官，当年是奉军五十三旅的稽查，在部队时受到刘德的鼓书影响很深，后来脱离军界，他竟在“大西门里鸿泰轩茶社，掳刘德大鼓的叶子，开始唱起东北大鼓来了。”

　　“东北大鼓”声名远扬，霍树棠开始陆续接到吉、黑两省的献艺邀约。

　　吉林的“东北大鼓”属于“东城调东北大鼓”，当地艺人吸收了“奉派”与“南城派”的唱腔，形成了“东北大鼓”的一个新流派。到达吉林后，霍树棠先后前往文华轩、温家茶馆、何家茶馆等十几处演出场所献艺，这期间，他还结识了在当地颇有知名度的“吉林二周”。

　　“吉林二周”是兄弟二人，都是“东北大鼓”票友，哥哥周之岐，人称“周大先生”，当时是吉林市政府职员，文化水平较高。弟弟周之丰，人称“周二先生”，会唱会弹，当时是吉林著名中医。兄弟二人帮助改编了《古城会》《华容道》《甘露寺》等“东北大鼓”曲目，后来都成了霍树棠的保留曲目。

　　在吉林期间，霍树棠还多次被黑龙江的“东北大鼓”艺人邀请献艺，他藉此吸收“江北派东北大鼓”的乡土唱腔，进一步丰富了自己的表演。

　　三年后，当霍树棠从黑、吉两省载誉而归时，作为“东北大鼓”重镇的沈阳正悄然发生着变化——自19世纪90年代留声机开始出现，唱片迅速席卷了曲艺界，刘问霞、朱玺珍等一线大鼓艺人灌制的唱片此时已出现在沈阳街头。

　　唱片，成为了“东北大鼓”蓬勃发展后更上了一层楼的载体，也助推着艺人们得以继续彰显自己的影响力。发现这种趋势后，霍树棠也把自己擅长的《蝴蝶梦》《白门楼》《全德报》等曲目灌制成了唱片。与此同时，他还进入电台为“东北大鼓”的普及寻求更大突破。

　　石淑贞记得，那时候还没有录音，演员都要在播音室进行直播，但一个节目刚唱了二三十句，电台就要停下来播“火车头牌牙粉”“筱桂花牌雪花膏”“白玉霜牌香皂”等商品广告，一些守在“戏匣子”旁边的听众对此都颇有意见。

　　（1928年霍树棠担任沈阳书曲研究会副会长）

　　1928年，“奉天改良书曲研究会”更名为“沈阳书曲研究会”，霍树棠以其巨大的影响力，被推举为研究会副会长。这一年他26岁，在风华正茂的年纪迎来了最高光的时刻，也迎来了“东北大鼓”发展史上最绚丽的时代。然而不久后的一声炮响，却在顷刻间改变了所有美好。（未完待续）

　　北国网记者 许蔚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