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从哪里来:从新石器文化遗址看8000—4000年前先民们的“多彩”生活
世上总有些事,人们习以为常,但略加思考就会恍然大悟。比如,人们总认为,孔子是黄河流域文明的代表人物,然而在孔子生活的年代,黄河并不流经山东,而是东出三门峡后不久,在河南新乡一带转向东北方,奔流到天津周边入海。事实上,孔子成长、生活、教学的济宁、曲阜地区,从古到今都位于泗水沿线,而沂沭泗水系均属于淮河流域。因此,说孔子是淮河流域诞生的圣贤,更符合历史真实。
在中华文明的起源与集聚过程中,淮河是一条不被公众熟知的河流,而江苏地域文明的起源,恰恰要从淮河流域说起。故事从江苏四个有代表性的新石器文化遗址说起,最远古的比孔子生活的时代还要早大约5500年。
顺山集遗址:8000年前的鱼米之乡
宿迁,泗洪,梅花镇。顺山集遗址,江苏已知最早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一段距今8500年至7500年前的远古生活,就浅浅地被尘封在地下一尺。
江苏省考古研究所所长周润垦带我们用想象力还原先民们的生活:8000年前,气候更为温暖湿润,遗址周边有大片水域和沼泽,还有灌木和森林。先民们在坡冈上定居,住在尖顶圆形的房子里,墙壁和地面被有意放火烤过,以保持坚固和干燥。做饭的陶釜(锅)形似今天的头盔但略大,人们用陶支脚支起陶釜炊煮,但遗址地下也发现了半圈形的陶灶,这是中国考古发现的最早的陶灶,被称为“天下第一灶”。先人们养狗、驯化野猪,但没有证据证明他们养鸡。
顺山集修复后的陶灶,专家认为堪称“中华第一灶”
定居于此的先民们已经有了社会分工,女人采集果实、照顾孩子、用纺轮和纺锤纺线,用石球和石盘为谷物脱粒炊煮。男人抓捕鹿、水牛和野猪,他们在渔网边系上陶网坠,让渔网沉得更快,以便捕到更多的鱼。他们还种水稻,但稻米并不是主食,薏仁、栝楼根应该是更重要的食品。
远古生活绝非田园牧歌式的浪漫,天灾、饥馑、疫病都威胁着人们的生存。但在艰辛的劳作之余,先民们仍然追求美。他们用泥巴烧制巴掌大的猴面、猪面、熊面和人面,简练而传神,带着人类童年时特有的稚拙天真;一只鹿角器的手柄被打磨掉一层,留下的凸起部分就是尖耳、圆眼和细长的獠牙,抓着鹿角器的人也许会祈祷自己力大无穷,可以一把抓住一头野猪……
这些都是考古发现告诉我们的细节。顺山集遗址考古入选201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更重要的是它填补了淮河下游新石器时期文明的一个缺环,让我们第一次看到了8000年前中华文明如何在淮河下游绚烂绽放。在此之前,太湖流域的马家浜文化被认为是江苏境内最早的新石器时期考古学文化,而顺山集遗址的发现,把江苏的文明史至少往前推了1500年。
顺山集遗址的环壕
正在实施的江苏地域文明探源工程中,顺山集遗址是淮河下游史前文化发展进程研究的核心遗址之一。遗址占地17.5万平方米,一条环壕(即深沟)把遗址分为内部生活区和外部墓葬区,环壕周长约1000米,深度在1.5米至3米之间,宽度在6米至24米之间,足以防御野兽或其他部落的侵扰,这是淮河流域时代最早、规模最大的环壕之一。在没有金属工具的时代,这是一项浩大工程,足以证明顺山集在同时期聚落中的强大。
顺山集遗址挖掘现场
顺山集周边还有10余座同时期遗址。其中,考古人员在韩井遗址发现了8000年前的水稻田遗迹,检测表明,这里种植的是半驯化水稻,因此产量不会太高,但是先民们在这里种稻长达千年,从未间断。
7500年前,顺山集遗址突然被废弃,给考古学家留下一个未解之谜。此时距离水稻被中国人完全驯化,还有千年以上的漫漫长路。
江苏的“苏”字繁体写作“蘇”,简单地拆解开就是水草丰茂的鱼米之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顺山集遗址就是江苏最早的鱼米之乡。
骆驼墩遗址:可能意味着新的文化基因
在环太湖流域,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一脉相承,构成了一段完整的史前文明链条,然而2001年宜兴骆驼墩遗址的发现,却对这一体系形成了挑战。
最有力的挑战者是一种陶器——平底釜。釜就是锅,“破釜沉舟”“釜底抽薪”等成语中,“釜”都是锅的意思。
太湖西部史前文化发展进程研究是江苏地域文明探源工程的9大项目之一,项目负责人、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胡颖芳告诉记者,骆驼墩遗址位于太湖西部,距今7000年至5500年之间,基本与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同时期。但是其早期,骆驼墩遗址与马家浜文化面貌迥异。例如,马家浜文化普遍流行圜底釜,也就是圆底锅,而骆驼墩遗址上人们最常用的却是带腰檐和鋬手的平底釜,而完全见不到圜底釜,圜底釜配合陶支脚使用,而平底釜则要配合陶灶使用。
骆驼墩遗址出土的陶盉
综合来看,马家浜文化使用圜底釜,没有瓮棺葬;而骆驼墩遗址使用平底釜,死者不扣红陶钵。这说明二者在生活方式和精神信仰上差异巨大,且缺少文化融化,因此有考古学家提出,环太湖流域的史前文明原本是“一大片”,现在却发现是“两条线”,因此应该从马家浜文化中独立出一种新的考古文化类型:骆驼墩文化——一种扎根宜溧山地的考古学文化。
更重要的是,骆驼墩遗址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同时期的相邻诸遗址中,以平底釜为特征的遗址还有杭州吴家埠遗址,湖州邱城遗址,宜兴西溪遗址,以及溧阳神墩遗址、秦堂山遗址、东滩头遗址等,它们都处于山地与平原的交界地带,围绕太湖西部呈半月形分布,随着时间的推进,最终与太湖东部的马家浜文化融为一体,直接推动良渚文化踏入文明时代的门槛。
骆驼墩遗址考古揭示出很多远古的生活信息,有一条特别值得注意,考古队员从地层中任意取几袋土就漂洗出2000余粒炭化稻,而且稻谷已有籼稻和粳稻之分,这说明当时农业已相当发达,或已取代采集、狩猎成为最重要的生业模式,水稻已经成为人们的主食。
骆驼墩遗址出土的豆柄覆釜口
农业革命被称为人类社会的第一次革命,带来了人类社会一次飞跃。有了成熟的农业,才能养活更多的人,人口激增才可以实现社会分工和对大规模人口的调动;农业产生更多的社会财富,对剩余财富的分配带来了贫富分化,进而产生阶级。这些都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最终产生国家的前提和基础。
东山村遗址:中华文明“第一缕曙光”
人类文明起源有一个悖论,那就是“文明是野蛮之子”。文明初萌也许并不美好,伴随社会的贫富分化、人与人不平等,其带来了暴力统治、对内镇压和对外扩张。这也意味着人类开始告别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从平等社会进入等级社会。
比较严重的贫富分化,是从原始社会走向文明社会的关键一步。最早迈出这一步的,并不是中原地区,而是长江下游,确切地说,是张家港的东山村遗址,在已知的崧泽文化遗址中,东山村遗址是最发达的。
东山村遗址位于长江以南4公里的高地,总面积约27万平方米,最重要的发现是崧泽文化早中期的遗迹,当时的墓葬已经分为“平民区”和“富人区”,分别处于生活区的东、西两侧,绝不混淆。如果墓葬都已经有了“分开居住”的概念,那么当时社会一定已经有了等级制度。
东山村遗址出土的陶器
江苏地域文明探源工程太湖北部文明化进程研究项目负责人于成龙告诉记者,考古表明,东山村遗址“富人区”8座大墓的随葬品几乎都在30件以上,不仅有陶器、石钺和石锛,还有璜、瑗、钺、镯、玦、管、珠、坠和凿等较为珍贵的玉器,而“平民区”大多数小墓中只出土简单的几件陶器和使用过的石器,两者的财富数量完全不在一个量级。
随葬品最丰富的90号墓,出土了65件(套)陶、石、玉质文物。墓主在下葬时,身边放着陶缸、陶鬶、陶壶、陶豆等,头边放着两枚大玉玦和一串玉管,颈下佩戴玉璜,耳朵上夹着玉玦挂着耳坠,手腕戴着玉镯,手边和腿旁放着表明身份的石钺,脚边还放着大型石锛。按当时的社会水平,若非一个族群全盛时最高贵的人物,不可能有如此排场,因此考古学家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崧泽王。
在此之前,学术界普遍认为,直到崧泽文化向良渚文化过渡时期,江南氏族内部成员之间基本平等。而东山村遗址考古颠覆了这个观点,证明至少在5800年前的崧泽文化早期,就已经出现高度的社会分化。如果说距今5000年左右中国整体进入了文明社会,处于文明发展的“黎明期”,那么东山村遗址就像是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
最让人意外的是一件红陶尖底瓶,那是典型的中原仰韶文化器物。这件尖底瓶像一枚炮弹,尖底空腹,周边还有一圈系绳的耳,从器型上判断,这是仰韶文化中期的作品,不知通过什么样传奇的经历,千里迢迢从黄河中游来到了长江下游。
东山村遗址出土的尖底缸
事实上,远古时期的交通网络之通达远超我们的想象,文化交流的密切程度令人吃惊。文物表明,东山村遗址与山东、江淮、宁镇甚至东南沿海地区有文化互动,这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交流区,正是不同文明区域甚至是与域外的互动交流,共同孕育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
蒋庄遗址:文化走廊上的文明冲突
直径近25厘米的玉璧散发着绿莹莹的晶光;石制的锛、刀和箭头经打磨和抛光,如玉器般光滑;陶制大口尊直径80多厘米,深约50厘米,为同时期所罕见……在兴化蒋庄良渚遗址,距今5000年至4000年间,先民们在此生活了上千年。更神奇的是,这里的器物的演变居然基本与300公里外的良渚文化核心区同步,良渚文化的辐射力之强由此可见一斑。
蒋庄遗址随葬玉器组合
甘恢元一度担任蒋庄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负责人。他告诉记者,良渚文化主要分布在太湖流域,而蒋庄遗址的发现,打破了良渚文化“不过长江”的传统观念,也让人们有机会一窥处在一个文明圈边缘地带的先民生活。在一个黑陶罐上刻画出的狩猎图中,一只长着獠牙和鬃毛的野猪被绳子捆着,吊在一根树枝上,它四条腿耷拉着,但头和尾巴却翘起,似乎还在挣扎。先民们的食谱也很丰富,有狩猎得来的鹿和自己饲养的猪。当时米饭是主食之一,芡实、菱角和甜瓜也被大量食用,杏、桃、枣等同样出现在先民的食谱上。
但这绝不意味着这里的先民们过着田园牧歌式的生活。考古发掘的280座墓葬中,存在大量有暴力伤害痕迹的骨骼,墓主人有的缺了一只手,有的头颅不翼而飞,有的头颈分离。第158号墓的墓主是位四五十岁的男性,下葬时被放在用一段粗木掏空的船形棺内,骨骼散乱大致排成人形,棺内有一具无头女性遗骸,在下葬时就没了脑袋,而棺外有六颗头骨,其中一颗被砍下了天灵盖。
有这么多人头随葬,这显然是位大人物,但他却不像是良渚人,更像是“外来户”。他的两个侧门齿被连根拔掉,这在分布在苏鲁豫皖地区的大汶口文化中很常见,这是否说明,墓主人不是良渚人,但为良渚立下战功而被厚葬?这座墓中没有出现良渚文化最典型的玉璧和玉琮,是否进一步表明墓主不是良渚人,故而不按良渚风俗下葬?
处于良渚文化圈的北部边缘地带,且有如此多的暴力伤害痕迹,有专家怀疑,这里是否是一个带有军事性质的聚落。学者把蒋庄遗址与徐州的梁王城大汶口文化遗址作了对比,统计表明,蒋庄遗址的墓葬中,15岁—35岁死亡者约占67%,比梁王城遗址高出20%;36岁—55岁死亡者只有约20%,而梁王城遗址却达到约40%,这种生存压力并非来自自然环境,只能从暴力盛行甚至部落战争中找原因。
对蒋庄遗址这个一次性出土人骨最多的良渚文化遗址,科技检测大有可为。DNA检测可以判断死者间是否有血缘关系,殉葬者是俘虏还是同族人;检测骨骼中碳13和氮15的比例,可以推测先民们食谱中的荤素比例,以及蛋白质摄入情况;锶同位素检测则可以推测原住民与“外来户”的大致比例;强化碳14检测,可以把死者生活的时间精确到几十年的范围内;综合多具骨骼,也许可以进行人像复原,看看当时的人长什么样……
中华文明的基因片段,或许就藏在这些先民们留下的骨骼中。
自8000年前到4000年前之间,顺山集遗址、骆驼墩遗址、东山村遗址、蒋庄遗址作为一条脉络,勾勒出江苏文明萌发的形态,但它们并不“孤单”,这样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在江苏星罗棋布,黄岗、龙虬庄、寺墩、营盘山、北阴阳营、三星村、草鞋山、赵陵山……它们和中国其他地区的早期文化遗址如同中华文明起源的涓涓细流,最后汇聚成中华文明的滔滔江河。江苏地域文明如何萌发、茁壮,如何体现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又对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贡献了什么?这正是江苏地域文明探源工程想要回答的核心问题,在手铲下、实验室里、书桌上和研讨会中,“蘇”的源流故事将书写新的篇章。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王宏伟 杨民仆
责编:杨 旭
审核:徐晓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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