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娥诔辞》让我们看到楷书的源头
辽博展出的东晋书法作品《曹娥诔辞》(右半部分),上面留有各时期书法家、收藏家的题跋(左半部分)和印迹。
《曹娥诔辞》局部放大,红框为韩愈题字。
曹娥碑早已无存,后人根据《曹娥诔辞》雕刻成碑,拓印后即是常见的《曹娥碑》字帖。
本报记者 朱忠鹤
探新展
目前,“合规同矩——辽宁省博物馆藏正体书法精品展”正在展出。此次展览共展出与书法相关的文物110余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东晋著名书法作品《曹娥诔辞》入展,引人关注。这件书法作品在中国正体书法演变史上具有标记意义——由隶书转为楷书的重要节点,备受后世书法家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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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一块碑一段故事
正在辽宁省博物馆举办的“合规同矩——辽宁省博物馆藏正体书法精品展”以书法文物珍贵、展陈脉络清晰而受到各界欢迎。展览共展出书法、青铜器、漆器等文物110余件,其中一级文物11件。作为该展览重点推荐的书法作品,国家一级文物、东晋时期的《曹娥诔辞》受到多方关注。
“除了它在中国正体书法演变史上具有标记意义外,围绕这件文物本身的诸多谜团,以及作品上那些保留下来的、流传有序的印迹,也让《曹娥诔辞》充满魅力。”策展人、辽宁省博物馆学术研究部副研究馆员张盈袖对记者说。
《曹娥诔辞》的背后,是一个人、一块碑和一段与曹操有关的故事。
曹娥,东汉人,著名的孝女,生活在今天的浙江绍兴地区。相传,在东汉年间的某一个端午节,曹娥的父亲在舜江祭祀屈原时不幸溺亡,且多日不见尸体。年仅14岁的曹娥沿江找寻父亲,一连多天仍未找到,她在悲痛之余舍身投江。几天后,两具尸体浮出水面,是曹娥抱着父亲。
曹娥的孝行感动了当地主政者。元嘉元年(151年),上虞县主政者度尚为曹娥立碑,并请人把专为曹娥撰写的“诔辞”雕刻在石碑上,这就是著名的曹娥碑。张盈袖表示,所谓的“诔辞”,指的是一种志哀文字,主要是用来表彰死者的德行,以四言为句。
那么,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这件《曹娥诔辞》书法作品是不是那块东汉曹娥碑的原文呢?
“目前还无法确定。我们可以确定的是,石碑雕刻是在东汉时期的151年,而这件书法作品的写作时间是东晋升平二年,即公元358年,二者相差了200多年,也就是说,石碑比这件书法作品早了200多年,而且石碑无存,无法进行比对。”张盈袖说。
这里又引出了一个疑问:诔辞内容是谁写的呢?
已故博物馆学专家、书法鉴定专家杨仁恺曾专门对曹娥碑的内容进行过研究。
对曹娥碑文撰写者到底是谁这个问题,近2000年来一直存有不同的解读,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典籍上有不同记录。有人认为,曹娥碑碑文的作者是上虞县的主政者度尚,也有人认为是度尚的弟子邯郸淳还有人认为是其他人。杨仁恺经过综合分析认为,石碑上的诔辞撰写者是度尚。
史料记载,曹娥碑文除了故事凄美、诔辞著名外,其上还有东汉著名文学家蔡邕的题刻,在《三国演义》中留下一段名传千古的故事。
有一天,曹操和主簿杨修路过上虞,在曹娥碑的石碑上看到了东汉文学家蔡邕题刻——“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个字。曹操询问杨修是否知道这八个字的意思,杨修回说知道。但曹操制止杨修说出答案,表示自己要想一想。二人走了30里后,曹操对杨修说:“我破解了其中的意思。”这时,曹操让杨修将答案写下来,并与自己的想法进行比对。结果,二人答案一致,即这八个字的意思是“绝妙好辞”。曹操慨叹道:“我的才智不如你,相差了30里路程。”这也是“智差三十里”一说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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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王羲之真迹?有赞也有否
辽博展出的书法《曹娥诔辞》是不是东汉曹娥碑上的原有字体,目前已无法确定,但这并不妨碍研究者对这件作品出自东晋书法家的肯定。因曹娥碑早已湮没在历史长河中,后人根据书法作品的内容再刻曹娥碑,拓印后即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曹娥碑》字帖。
那么,辽博收藏的这件《曹娥诔辞》的作者又是谁呢?张盈袖说,目前学界有三种观点:一是认为由东晋时期大书法家王羲之所写,持这一观点的是北宋时期的黄长睿;一种认为是东晋时期一位佚名作者所写,持这一观点的是宋高宗赵构;还有一种认为是六朝时期的人所写,持这一观点的是元代陈绎曾。不过,对于这件作品的书写时间为东晋时期,大多数研究者的观点一致,这样一来,元代陈绎曾“六朝人所写”的观点就站不住脚了。
根据文献记载可知,东晋时期的王羲之的确书写过《曹娥诔辞》,但是否流传下来、是否就是辽宁省博物馆正在展出的这件,一直存在着争议。
资料记载,北宋晚期大鉴藏家黄长睿曾在《曹娥诔辞》上题跋,他认为这是王羲之的真迹,并且肯定是王羲之晚年作品。不过,黄长睿的题跋原件并没有保留下来。宋末元初,另一位鉴赏家郭天锡把黄长睿的题跋内容写了下来,并留在了辽博收藏的这件《曹娥诔辞》的拖尾处,以佐证这件作品为王羲之真迹。但因为他的文字记载不够翔实,再加上这件作品流传过程十分复杂,黄长睿认定的那件“王羲之真迹”是否就是这件作品,目前证据不足。
到了清代,辽博收藏的这件《曹娥诔辞》进入宫内。康熙皇帝视这件作品为珍品,亲笔题识,让大臣一并欣赏,并在作品上留下观款。康熙写道:“相传为晋右军将军王羲之得意书。”并表示:“楷书之精,未有与之匹者。”也就是说,他认为这是王羲之的作品。
在这件书法作品流传的1000多年里,虽然多人认为这幅《曹娥诔辞》就是王羲之真迹,但南宋高宗赵构却并不这么认为,他肯定这是东晋人所写:“非晋人不能至此。”仅此一点,就已经凸显这件书法作品的重要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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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如此珍贵?晋代书法作品存世只有三件
宋末元初著名书法家赵孟頫在此作上留言:“曹娥碑正书第一”,可见其对这一书法作品的推崇。另外,这件作品上还有唐朝文学家韩愈、书法家怀素的笔迹。杨仁恺认为,这件东晋时期的书法作品,作者不是王羲之。他的这一判断,与中国书法字体的演变紧密相关。因为《曹娥诔辞》的书法字体处于隶书到楷书的演变过程中,是书体变化的见证者也是实践者,这更凸显了辽博所藏这件珍贵文物的重要价值与意义。
杨仁恺认为,中国的书法发展历史有规律可循:楷书是从隶书演变而来。三国时期的大书法家钟繇所写的楷书可以看出隶书的韵味,而王羲之的书体从钟繇沿承而来。我们从留传下来的王羲之作品中,可以看出他正处于汉字这一演变的时代。
如果《曹娥诔辞》真的是王羲之所作,那么,作品中的“升平二年”说明王羲之书写这幅作品时,是在他去世之前的3年。根据其书法艺术的脉络来看,这时“书圣”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已经发展到较为成熟的楷书,而不是介于隶书向楷书过渡的阶段,所以,据此判断,辽博的这件《曹娥诔辞》可能不是王羲之的真迹。
绵亘千年的汉字不仅是记载和传承中华悠久历史文化的载体,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桥梁与纽带。其中的书法艺术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彰显者,也是中华美学精神的承载者。正是基于此,沈阳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卢林对辽博所藏这件《曹娥诔辞》推崇备至,毕竟晋代是中国书法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真正能确定的晋代书法作品留传至今的仅有3件,异常珍贵。
卢林说,这幅《曹娥诔辞》之所以重要,除了在中国书法史上,它是从隶书到楷书过渡的见证,也是“晋人尚韵”的实践。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这件作品上有大量不同历史时期书法家、文学家等人的题跋,比如怀素、韩愈等名家。所以,它不仅具有书法艺术价值,还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
(辽博供图)
责编:杨 旭
审核:徐晓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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