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华筠

　　看点

　　《敦煌本纪》是鲁迅文学奖得主叶舟历时近20年创作的鸿篇巨制，以百万字篇幅为敦煌立传，被誉为“为敦煌立传的史诗巨制”。小说以清末民初的敦煌沙州城为叙事原点，围绕索、胡、沈三大家族的兴衰命运，铺展出一幅跨越半个世纪的河西走廊精神秘史。2025年《敦煌本纪》（全新修订本）的出版，不仅是对文本的打磨，更是对敦煌精神的深度重构，使百万字巨制更具史诗连贯性，堪称一部重构西部精神的地理志。

　　《敦煌本纪》以敦煌为“精神母体”，将莫高窟的佛光与沙州城的烟火交织成叙事的两极。三大家族的命运沉浮，既是家族史诗，更是敦煌在乱世中守护文明的缩影。叶舟以文献考据为筋骨，以浪漫想象为气血，将藏经洞传说、佛经流转等历史谜题化为叙事密钥，赋予小说厚重的历史质感。

　　《敦煌本纪》的主旨可概括为“文明的双重守护”。一方面，小说通过索家义庄的衰败与胡家的崛起，展现了敦煌本土家族对传统伦理的坚守。索敞作为“敦煌义人”的代表，其被儿子囚禁10年的命运，象征着传统义利观在时代洪流中的溃败。另一方面，以胡梵义为首的“血勇少年”群体，在守护莫高窟经卷、对抗黑恶势力的过程中，完成了对文明火种的接力。这种守护不仅是物质层面的，更是精神层面的——急递社传递的不仅是经卷，更是敦煌的文化基因。

　　索家义庄的衰败象征传统道德的崩塌，胡家的崛起则暗喻民间力量的觉醒，而沈破奴的身世之谜与藏经洞的经卷流转，则将敦煌的宗教性与世俗性紧密勾连在一起。

　　小说中，急递社少年们以血肉之躯守护经卷、疏通商路，实则是敦煌精神在乱世中的具象化表达。这种对文明火种的坚守，既是对河西走廊“锈带”历史的文学重构，也是对“何以中国”的终极叩问。

　　叶舟以诗人身份跨界小说创作，赋予《敦煌本纪》独特的艺术气质，既有章回小说的骨架，又具现代文学的肌理，使作品成为诗性语言与西部美学的交响。

　　叶舟的语言如敦煌壁画般瑰丽而苍劲。他善用比喻与白描，将西部风物化为诗性意象：“冬天的党河很瘦，瘦得像一根鸡肠子”“月亮像一本缄默的经书”。这种语言既保留了古典诗词的韵律，又融入了西北方言的粗粝感，形成“庄严如佛窟、野性如风沙”的美学风格。

　　《敦煌本纪》体现了叙事结构的革新。全书45卷的章回体结构，既承袭《史记》的“本纪”体例，又突破线性叙事的局限。上、中、下三部的空间延展——从沙州城的市井到祁连山的刀光，从莫高窟的信仰到哈密的异域风情——构建出多声部的叙事网络。时间在悲壮气息中凝固，空间在文明冲突中裂变，形成独特的“西部时空体”。

　　小说塑造了百余位血肉丰满的人物，共同浇筑河西走廊的精神基座。人物形象的复杂性与象征性并存。索敞从义庄庄主到阶下囚的堕落轨迹，折射传统乡贤制度在时代剧变中的瓦解。他的囚禁与疯癫，成为旧道德崩塌的隐喻。胡梵义，急递社的领袖，集侠义与机敏于一身。他为父寻医的成长线，串联起敦煌的市井江湖与信仰高地，象征西部少年的精神觉醒。丁荣猫作为最大反派，其狡诈阴鸷与忍辱负重的双重性，揭示了人性在利益与信仰间的撕裂。

　　从天真烂漫的沈性元到肝胆相照的陈小喊，从愚忠的管家到掠夺文物的外国探险者，每个人物的登场与谢幕都如“惊雷裂空”或“烛火寂灭”。这种群像叙事不仅还原了敦煌的民间生态，更让个体命运成为时代洪流的注脚。

　　2025年《敦煌本纪》全新修订本的出版，好似文学之壁的再凿刻，它不仅是对文本的打磨，更是对敦煌精神的深度重构。修订版将原上下两卷扩展为上、中、下三部，强化了叙事节奏与空间层次。对急递社命运转折、藏经洞密码线索等关键情节的增补，使百万字巨制更具史诗连贯性。叶舟在修订序言中坦言：“此次修订是对敦煌精神的再确认。”通过强化三大家族与莫高窟的象征关联，将西部精神的复杂性推向极致。

　　与《白鹿原》不同，《敦煌本纪》更强调边疆文化的独特性。关中平原的《白鹿原》聚焦儒家伦理的困境，而敦煌作为丝绸之路的枢纽，其文化内核是多元的。小说中，胡梵义等人的侠义精神与莫高窟的佛教信仰相互交织，形成了“血勇”与“佛光”的辩证关系。这种多义性在修订版中得到进一步强化，如新增的“伽蓝密室”情节，通过少年们在密室中抢救经卷的细节，凸显了文明传承的悲壮性。

　　作为“丝绸之路三部曲”的开篇，《敦煌本纪》修订版进一步确立了西部文学的美学范式。它既与《白鹿原》的家族叙事形成呼应，又以敦煌独有的宗教性与国际性，拓展了中国乡土书写的边界。茅盾文学奖得主李洱评价其“广漠如西部，神韵如东方”，恰恰印证了这部作品在文学地形图中的坐标意义。

　　《敦煌本纪》的修订，如同在文学版图上再次凿刻莫高窟。它让敦煌从地理名词升华为精神图腾，让西部叙事从地域性走向世界性。叶舟不仅完成了对敦煌的文学供养，更以笔为斧，劈开了一条通往中华文化根脉的路径。

责编：栾溪
审核：徐晓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