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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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南高）悄然聚集了一批学者，他们以守护文化命脉为己任，开创了一条中西融通的史学道路。区志坚教授积20年之功完成的《昌明国粹：柳诒徵及其弟子之学术》，首次系统剖析了以柳诒徵为核心的南高史学群体，填补了民国学术史的关键空白。这部著作不仅还原了以礼释史的学术传统，更揭示了中国史学现代化进程中坚守与创新的辩证关系。

　　1922年1月，《学衡》杂志创刊号刊发了柳诒徵撰写的发刊词，旗帜鲜明地提出“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宗旨。这一宣言标志着南高学派在思想界的正式登场。在当时北大新文化派如日中天的背景下，南高史地部师生以《学衡》《史地学报》《史学杂志》为阵地，形成了新的学术力量，时称“北有北大，南有南高”。

　　在五四反传统浪潮中，南高学派展现出独特立场。反对全盘否定传统，柳诒徵在《论近人讲诸子学者之失》中批评章太炎、梁启超、胡适等人的研究“逞其臆见”“多主观”。他们质疑疑古史学，认为顾颉刚的疑古运动“批判古史过头”。他们坚守文化本位，提出“吾国以礼为核心之史”的核心理念，将礼视为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核心。这种“以礼释史”的立场并非保守封闭，而是在深刻理解中西文化基础上的理性选择。柳诒徵在美国人文学者白璧德思想影响下，提出建立“新古典文化”的构想，既守护“礼”之文化命脉，又倡言“融化世界新知”。

　　柳诒徵的学术体系以“以礼释史”为轴心，这一思想在其代表作《国史要义》和《中国文化史》中得到系统阐述。中华民族“尚德、尚礼”的性格源于礼教实践，如唐虞二帝“就人性利弊，立礼仪，使民回复‘中道’”。柳诒徵将史学定义为双重结构：狭义史学即“一切书籍文牍，其目录家所列史部诸书”，是记载人类活动经历的文献；广义史学即“凡属人类过去之思想言论事实记载，皆在历史学范围之中”，是探究人类过去的研究方法。

　　历史研究既要探求“人类进化的通则”，又要寻求民族“独造之真”。柳诒徵的文化史观强调通史与独造的统一。柳诒徵的学术大厦，以“以礼释史”为基石，在其扛鼎之作《国史要义》与《中国文化史》中巍然矗立。他将史学视为双重结构：记载过往的文献（狭义）与研究过去的方法（广义）。而其最精微的洞见，在于从四重维度揭示“礼”与“史”的共生关系：史官制度与礼官同源，皆源于记录与规范的双重职责，使史学天然承载“资治”功能；史书笔法则以“礼”为绳墨，无论是《春秋》的微言大义，还是《史记》的褒贬进退，皆在确立垂范千古的准则；浩繁史籍本身即是“礼”的载体，详述伦序，规范社会；而绵延千载的民间礼俗实践，则塑造了中华民族“尚德尚礼”的独特民族性。柳诒徵洞察到“中国文化的伟大是建立在重视个人自由上的”，古代政治中已蕴藏着民主与忠孝精神的萌芽。这一论断，超越了简单的中西、古今二元对立，展现了他对传统资源进行现代阐释的卓越能力，这无疑是对当时盛行的线性进化史观的有力矫正，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张目。

　　南高史学的生命力不仅体现在柳诒徵的原创思想，更在于其弟子群体的传承与突破。区志坚通过深入分析四位核心弟子的学术路径，展示了南高学派的丰富面向。缪凤林以文化分期重构中国历史演进，在《中国通史纲要》等著作中展现了通史编纂的深厚功力；郑鹤声则专注于中国史学史与历史教育，建立起系统的方法论，其《中国史部目录学》《中国历史教学法》影响深远；陈训慈在地方学术史与西方史学引介方面卓有建树，他坦言西洋考古发掘对古史重建的贡献，体现了学派内部的开放心态；而张其昀则另辟蹊径，开创“史地通轨”的研究方法，成为现代人文地理学与地理教育的奠基人。这一群星璀璨的景象，恰恰映射出中国现代学术走向专业化的历史进程。从早期南高“史地研究会”的史地交融，到后来中央大学时期史、地学科的明确分野，清晰勾勒了传统学术向现代学科体系转型的轨迹。弟子们对师说的继承并非亦步亦趋，如陈训慈对西方新史学（鲁滨孙理论）的接纳，张其昀对地理学独立的追求，都展现了创造性转化。这种“和而不同”，避免了学派陷入僵化的文化保守主义。

　　区志坚所著《昌明国粹：柳诒徵及其弟子之学术》的价值，远不止于为一段被遗忘的学术正名，它点亮了一盏由理性、坚守与开放共同发光的精神灯盏。柳诒徵及其弟子们，是文化长夜中清醒的“守夜人”。他们在传统与现代的巨大裂谷间，以学术为桥，试图沟通古今，融会中西。其探索虽历经坎坷甚至被遮蔽，却越发彰显其独特的启示意义。南高学派所代表的这条“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之路，今天依然是一座蕴藏丰富、值得深掘的思想富矿，为我们在喧嚣中守护文脉、在开放中确立自我，提供了不竭的精神源泉与深邃的历史镜鉴。作者通过系统梳理《史地学报》《学衡》《史学杂志》等原始文献，细致勾勒出师生交往网，有力还原了民国时期南北学术双峰并峙的真实图景，证明南高学派绝非历史的注脚，而是“新史学”演进中不可或缺、充满活力的一翼，彰显了文化守护的现代价值与精神风骨。

　　柳诒徵及其团队对文化信仰的践行，迸发出耀眼的人格光辉。区志坚的研究方法亦值得称道。他巧妙地将机构变迁（南高—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与思想演进相结合，深入挖掘南京图书馆藏柳诒徵《东亚各国史》、台湾罗刚纪念馆藏缪凤林《中国礼俗史》等稀见未刊史料，并重建了南高留美学人（如吴宓、梅光迪）与本土学者（柳诒徵）之间的跨国思想网络。书中对柳诒徵晚年思想的发掘尤为珍贵，1951年他在家书中坦言：“我数十年来，能以旧学贯通科学方法，乃是与许多留学生相处，得的益处。中国老先生没有科学头脑，故而思想落伍。”这一自白，彻底颠覆了将其简单归为“守旧派”的刻板印象，鲜活地呈现了其思想中“古今融汇、中西涵化”的复杂性与开放性。

责编：杨金凤
审核：刘立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