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新市博物馆藏鎏金银鞍桥包片。

　　塔山塔又称闾州城古塔，建于辽代，至今仍矗立于十家子镇塔北村南山。

　　古塔的塔面精雕细刻，结合处有砖雕小塔。

　　阜新市博物馆藏辽代包银铁马镫、鎏金铜马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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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商 越 文并摄

　　访古寻踪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十家子镇是辽代闾州古城所在地，闾州城古塔又称为塔山塔，现在仍然矗立在十家子镇塔北村的山顶上。千年前，这里草原广阔，马牛羊成群，是“人皇王”耶律倍家族的放牧之地。随着中原人的增多，这里又是辽王朝农耕发达地区，形成游牧与农耕共同繁荣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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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皇王”耶律倍家族放牧之地

　　在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十家子镇塔北村南部的山顶上，矗立着一座闾州城古塔——塔山塔，它与阜新睦州古塔和懿州古塔呈三角形分布，是阜新地区仅存且保护较好的三座辽塔之一。近日，记者在当地文博专家的带领下，一路攀登到达山顶，近距离凝视跨越千年的一砖一瓦。

　　在半山腰的石碑上，镌刻着古塔的身世：闾州城城塔，建造于辽代初期，是阜新现存三座辽塔中最早建立的古塔。塔为砖筑八角形九级实心密檐式，现存塔高28米。塔身建筑工艺精细，令人惊奇之处在于，每面的转角处雕有一座小砖塔，八面共有8座小塔，颇为别致。塔面上还雕有佛像、文字、莲花及宝瓶等图案，栩栩如生，体现出辽代能工巧匠的聪明才智和高超的砖雕技艺。这座塔具有很高的考古价值和古建筑学研究价值，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站在塔山山顶，俯瞰山下，视野极为开阔。阜新市文物局局长王立辉告诉记者，辽塔多与辽城相伴。山下的田野即为辽代闾州古城所在地，是辽朝皇帝赏赐给“人皇王”耶律倍的次子耶律娄国（又叫罗古王）的放牧之地。《辽史·地理志》载：“闾州，罗古王牧地，近医巫闾山，在辽州西一百三十里，户一千。”金朝时废。

　　据史料记载，闾山地区最早是耶律倍家族的领地，因靠近医巫闾山，因而取名“闾州”。耶律倍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长子，被加封为太子、“人皇王”。他聪敏好学、文武兼备，还“工辽、汉文章”“善画本国人物”，又写一手好字（据《辽史·义宗倍传》）。耶律倍的长子是耶律阮，次子耶律娄国是耶律阮的同母弟弟。

　　“性好读书”的耶律倍深受汉文化熏陶，主张立国应袭用汉制，以儒家思想为治国之术。这与母亲述律平推崇的发展传统草原经济、维护原有的契丹奴隶制度大相径庭。辽天显元年（926年），耶律阿保机突然驾崩后，皇后述律平“权决军国事”，废除了耶律倍的储君之位，改立二儿子耶律德光为辽国皇帝，即辽太宗。

　　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郑毅说，耶律德光虽夺走了兄长的皇位，却对侄子耶律阮特别钟爱，史载：“太宗爱之如子。”后来，耶律阮随辽太宗南伐后晋，辽太宗于途中病亡。因耶律阮聪明宽厚、仪表威严，擅长骑射，人心归附，在众将拥戴下，于947年在军中称帝，成为辽代的第三代皇帝，史称辽世宗。辽世宗追谥其父耶律倍为“让国皇帝”（庙号义宗），并重修其在医巫闾山下的陵墓，后授弟弟耶律娄国为武定军节度使。

　　不过，辽世宗即位后的统治也并不稳固，契丹上层贵族谋叛不断。4年之后（951年），辽世宗就被耶律察割等人弑于南征途中。其堂弟、辽太宗之子耶律璟等人诱出耶律察割，由耶律娄国杀之。耶律璟即位（史称辽穆宗）后，改授耶律娄国南京留守，后迁政事令。辽穆宗沉湎酒色，不理政事，引起大臣不满。应历二年（952年），耶律娄国谋反，失败后被杀。

　　指着田边的古城遗址，阜新县十家子镇文化站站长谢春财说，闾州古城址呈长方形，南北宽340米，东西长560米，西城墙与南城墙现存高约50厘米。地表还遗有瓷器口沿、器底、布纹板瓦等辽代遗物，显示出这里曾经的繁荣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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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年前这里草木丰茂，养马兴盛

　　畜牧业是辽朝立国的基础产业，其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畜牧业的发展。《辽史》记载，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开始，辽中央政权制定了鼓励发展畜牧业的政策，“不妄征讨，因民之利而利之，群牧蓄息，上下给足”，使辽代“群牧滋繁，数至百有余万”“自太祖及兴宗垂二百年，群牧之盛如一日”。直至辽末代皇帝天祚帝初年，仍然“马犹有数万群，每群不下千疋”。阜新地区处于内蒙古草原南部的边缘地带，拥有丰美的草场和大量的牧场。据学者考证，当时阜新地区有林地和草场达1000余万亩，具有发展畜牧业得天独厚的条件。因医巫闾山周边属于耶律倍家族的领地，其后裔将这片土地视为祖居，世代经营，大力发展畜牧业。

　　阜新市博物馆馆长秦星向记者介绍，考古发现及文献史料记载可知，阜新地区涵盖了辽代头下军州中的汉民州、媵臣州、牧人州三种类型。汉民州即为俘掠中原人而设置的州城，如壕州、欢州；媵臣州是皇帝赐给公主的陪嫁户所建州城，如成州、懿州；牧人州指的是横帐诸王及国舅以部下牧人所置的州城，如闾州、横州。应该说，在头下军州中设置牧人州，主要是因为这一地区适宜放牧。牧人州的建立也为发展当地畜牧业提供了保证。

　　辽代官、私牧场均有，大小不一，牧养的牲畜种类比较齐全，马、羊、牛、骆驼等都有，但数量却相差悬殊，其中以养马最多，骆驼和牛等要远比马和羊少得多，当时的阜新地区也不例外。

　　为何辽王朝要牧养众多的马匹呢？秦星说，由于契丹族是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车马为家，辽代统治者外出、游猎必骑马或以马拉车代步，而其军队以骑兵为主力，亦以骑射见长，由此辽代非常重视养马。所养马匹的品种多寡，曾是契丹人计算财富的重要依据，正所谓“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

　　郑毅告诉记者，辽王朝的马种十分优良，曾两次出使辽朝的北宋观文殿大学士苏颂在《苏魏公文集》中记载，辽朝马匹“形体琐小，不中相法”，但气力超常，一旦“驱策而用”，则“终日驰骋而力不困乏”。阜新地区曾出土大量的辽代壁画及器具，都可以看出当时该地区养马的兴盛。

　　阜新关山萧和墓出土的一幅壁画《契丹人出行图》，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契丹人用马用车的情景：画中共绘契丹人物14人，其中11人骑马；还有阜新县太平乡四家子辽墓出土的《两个马童牵马归来图》等。从阜新地区出土的辽代文物中，也能看到不少鞍勒等马具，如阜新县八家子乡烧锅营子村乌兰木图山脚下的萧旻墓，出土了铁马镫、马衔等器物。

　　由此可见，马匹已经深刻融入辽代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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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原人带来先进的农耕技术

　　辽代初期，畜牧业占首位，但随着马、牛、羊群数量的增加，天然草场已经无法供应充足的草料，必须添加农作物饲料辅助喂养牲畜。随着辽代统治者俘获大量中原人来到辽地，这些中原人带来先进的农耕技术和农耕工具，使辽王朝由专重畜牧业渐渐转移到农耕与游牧并重的政策中来。

　　例如，辽王朝严格规定“禁刍牧伤禾稼”，辽太祖出台“弭兵轻赋，专意于农”的政策，对从事牧业的部落，如果“户口滋繁，纠辖疏远”，可以将其分为两部：一部继续从事牧业，一部可以改作农耕，定居务农。

　　在农牧并重的政策下，辽代阜新地区的农耕和游牧都得到大力开发和快速发展。当时这一地区山谷草地和大片草原被辟为牧场，供放牧牛羊，而河谷平地、洼地则被开垦为农田，供农耕种植，形成很有特色的“插花田”。

　　渤海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朱蕾认为，头下军州虽属私人的分地，但随着大量俘掠户、媵臣户等被迁移到此从事农耕，这些人成为该地区农耕生产的主要力量。

　　在《阜新通史》中，阜新史学专家刘国友提出，在辽圣宗统和年间，阜新地区人口已达30余万，耕地超过200万亩。而在同时期北宋睦州地区（今浙江杭州），总人口约为24万，婺州地区（今浙江金华）总人口为31万左右。人口数量代表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对比三地人口数量，可知当时阜新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北宋经济发达地区处于同等水平。

　　“辽代以前，曾经有北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建立局部政权；也曾有游牧民族南下入侵中原，抢掠财物，但当时阜新地区农耕区域和草原牧场之间相距甚远，有个缓冲带。”朱蕾说，而到了辽代，农田与牧场并存，农耕和放牧在此地紧密结合，阜新地区成为辽代农牧结合的典型地区之一。这既是农耕进步的外在表现，更是牧业前所未有发展的结果。由于阜新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和辽代统治者对该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视，农耕和游牧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创造了较为丰厚的物质财富。

　　近年来，从阜新县、彰武县的辽代遗址和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铁制农具，仅阜新县文管所藏辽代铁锹、铁镐、铁镰等铁制农具就达200多件，这些农具大部分与中原地区的铁制农具形制相同。值得一提的是，阜新县红帽子乡出土的铁铧范和锄板，以及彰武县冯家镇张家坑辽墓出土的锻制铁锄，与现在农民仍在使用的农具极其相近。这标志着辽代阜新地区的农耕工具以及农耕技术与中原地区相差无几。

　　以上情况也表明，农耕文明逐渐向北扩展直接与草原文明相接，中间已不存在空旷的隔离地带。因此说，阜新地区农业生产的繁荣与进步，正是从辽代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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