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东北流人文献集成》收录珍稀文献200余种，季开生的《戆臣诗稿》收录在第四辑中。

　　本报记者 刘臣君

　　核心提示

　　“南国佳人多塞北，中原名士半辽阳。”清代诗人丁介《出塞诗》中的这两句，集中呈现了清初东北流人史上最为突出的历史现象：大批来自江苏的文人士子、官宦士人被清廷流放至辽宁、黑龙江，以尚阳堡、宁古塔、盛京、辽阳为主要戍所。这一群体规模之大、文化层次之高、影响之深远，在中国古代流放史与文化传播史上均属罕见。

　　流人离开故土、远赴绝塞，个人命运多陷困顿，但这批江南士人以被动的方式，完成了一次由南向北、由中原腹地向东北区域的文化输入。记者就此采访了《清代东北流人文献集成》主编、辽海出版社副总编辑徐桂秋，清史研究专家、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廖晓晴。

　　江南士子的东北流放路

　　流人是古代法制与边疆政策形成的特殊群体。清承明制，清初撰修的《大清律例》基本上是依据《大明律》删削增补而成。“流”在清代五刑中仅次于死刑，《大清律例》定义为：“流者，谓人犯重罪，不忍刑杀，流去远方，终身不得还乡。”

　　徐桂秋介绍，清廷向辽宁遣发流人，始于皇太极天聪七年，清政府将俘获汉人发往尚阳堡；清军入关后，又将大批罪犯发配至此，盛京、尚阳堡、辽阳逐渐成为辽沈地区流人聚居中心，仅顺治、康熙两朝，发往尚阳堡的流人及家属即达数千人。

　　廖晓晴在研究清初辽宁流人群体时发现，江南士子文化层次高、影响大，获罪原因相对集中：一为科场案，二为直言谏诤，三为朝堂党争，四为涉南明与文字之狱。

　　科场案的处理，可以说是清初给文人们留下的“杀威棒”之一。廖晓晴说，如顺治十四年（1657年）的丁酉北闱科场案，李振邺等7人被斩首，陆庆曾、孙旸、张恂、张天植、张绣虎等人及其家属于同年被流放到尚阳堡。同年又爆发了规模更大的丁酉南闱科场案，正主考官方犹和副主考官钱开宗皆因“纳贿作弊”而被斩首，涉嫌举人吴兆骞、方章钺等人翌年被流放到宁古塔。

　　尚阳堡作为辽宁地区最大的犯人流放地，也是清初与黑龙江宁古塔齐名的两个国家级最大的犯人流放地之一。廖晓晴说，该地位于今开原市以东约9公里处的清河水库。上世纪中叶兴建水库后，古城尚阳堡遗址便淹没在清河水库的万顷波涛之下，潜水员在水下依稀可以看到当年的遗存。

　　江苏泰兴的季开生便被流放至此。廖晓晴说：“季开生是顺治十二年任兵科右给事中，因谏阻清廷派太监赴江南采买秀女，被以‘肆诬沽直’罪名流放至尚阳堡，成为清初直言获罪流徙辽宁的典型。”

　　徐桂秋自2013年起担任《清代东北流人文献集成》的策划、主编，截至2024年，《清代东北流人文献集成》已出四辑45册，收录珍稀文献200余种，季开生的《戆臣诗稿》收录在第四辑中。

　　徐桂秋介绍，季开生在顺治十六年卒于尚阳堡的戍所，年仅33岁。在他的诗稿中留下了对艰苦生活的记述：“岩风易结杯中雪,炕火难融被上霜。”

　　因丁酉科场案被谪戍尚阳堡的江苏士人孙旸，也在《开原》诗中写道：“黄龙塞北是开原，木叶山前战垒存。城内草深饥虎啸，百花如锦亦销魂。”

　　如果说科场蒙冤、直言获罪是个人命运的悲剧，那朝堂党争带来的则是整个家族的沉沦。江苏吴县才女徐灿，因任弘文院大学士的丈夫陈之遴卷入党争获罪，全家被迫踏上流放之路。徐桂秋介绍：“徐灿为明末清初著名女词人，与李清照并称‘词坛双绝’，顺治十二年随夫流放盛京7年，词风由清丽转为沉郁，家国之痛与身世之悲尽入笔端。”曾经的拙政园风雅，转眼变成边塞风雪，一代才女的半生，就此隐入盛京尘烟，直至陈之遴病逝，她才得以重返江南。

　　还有一种流放，是因心怀明朝、笔墨生情而招致的文字之祸。浙中通海案、《南山集》文字狱等，皆将江南士子成批遣戍东北，再无归期。

　　从云端跌落泥沼的命运转折，在清初的流人群体中，比比皆是。

　　苦难铸就的文化传播

　　为了在天寒地冻的辽宁生存下去，江南流人在戍所以讲学、著述、传艺、行医等方式，将江南文化体系与实用技术传入辽宁，推动当地教育、文学、艺术、医疗、生产技术全面发展。

　　廖晓晴说：“那些因文字狱、科场案而流放的考官和知识分子们，往往博学多闻，在‘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儒家思想影响下，这些文化流人忍辱负重，积极进取，他们或著书立说，或聚徒讲学，或兴办诗社，或协助地方编纂志书，将先进的中原文化传播到当时相对落后的辽宁乃至整个东北地区，同时也在戍所体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徐桂秋介绍，顺治、康熙年间发往盛京、尚阳堡的流人中，仅江苏一省可考者即达数百人，构成流人群体的核心层。这批人多为进士、举人、官员、文人、书画家、医者与技术专才，携完整知识体系与生活方式进入辽东，在贬谪境遇中仍承担起文化传播的使命。

　　徐灿是流人中最具代表性的女性文人。著名诗人纳兰性德曾评价她是“南宋以来，闺房之秀，一人而已”。她的诗词风格在流放前后发生了巨大转折。

　　“雨窗闲话，叹浮生何必，是今非昨。几遍青山酬对好，依旧黛眉当阁。”这是徐灿夫妇寓居杭州时，雨后同游西湖的唱和之作，虽然有女性词人的感伤，但待到她真正流放到盛京，“霜冷长河，云深绝塞，梦里归程杳”等句，才将身世之感、家国之思与边塞之景融为一体，直接提升了清初辽东文学的审美品格与艺术高度。

　　徐桂秋评价，徐灿的《拙政园诗集》《拙政园诗馀》，在明末清初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诗风承继李清照，又融入时代沧桑与个人遭际，与纳兰性德等人的词风相互辉映。

　　在结社唱和方面，流人将江南文人雅集、结社赋诗的风尚带入辽宁，改变了当地的文化格局。最具标志性的事件，是诗僧函可组织的冰天诗社。函可因私撰明史获罪流放盛京，以其不屈品格与渊博学问，吸引左懋泰、李呈祥、郝浴、季开生等32位同遭贬谪的流人文士结社唱和，吟诗作赋。这是清初盛京乃至整个东北地区出现的第一个文人社团，不仅活跃了学术气氛，更搭建起江南文脉与辽东文坛之间的桥梁，使南北文化交流在流人群体中得以持续展开。

　　季开生作为冰天诗社核心成员，以诗存史，其《戆臣诗稿》《出关草》真实记录了尚阳堡的自然环境、民生状态与流人生活。诗中“凿冰十丈得泉归，却望千峰白雪围”写出边塞严寒，“每愧野人勤给米，久劳邻媪代炊薪”则留存了流人与当地民众互助的社会实况。徐桂秋认为，季开生的诗直书所见，是清初尚阳堡社会最可靠的实录。

　　同期流放辽宁的江南士人顾永年，筑“梅东草堂”以诗文自遣。其《梅东草堂诗》中“天涯羁旅恨悠悠，万里关山客鬓秋”“冰天诗酒聚天涯，同是飘零感岁华”等句，呈现流人群体的精神世界，带动盛京一带形成崇文吟诗的风气。徐桂秋认为，顾永年以草堂为据点，维持江南士人的文化形态，为辽宁文风兴起提供了重要示范。

　　在传艺行医方面，流人中的实用技术人才直接改善了辽宁百姓的日常生活。康熙三十年（1691年）被流放铁岭的戴梓，便是一位多才多艺的火器专家、书画家。他在戍所以卖文卖画为生，将江南文人画风格传入辽东，其机械制作之巧思亦在当地流传。因科场案被流放尚阳堡的陆庆曾，“家赤贫，以医自给”，在缺医少药的边地行医济世，直接缓解了当地百姓的疾苦。此外，流人还将江南的农耕技术、建筑技艺、商品贸易观念带入辽宁，改变了当地的生产生活方式。

　　廖晓晴认为，陈之遴、徐灿、季开生、顾永年、戴梓、陆庆曾等江南流人，身处绝境而不坠斯文，以笔耕、讲学、传艺、济世的方式，把江南文化植入辽宁土壤，弥合了清军入关后东北文化断层的危机，本质上是一场持续数十年的文化建设，是一段由苦难铸就的文化传播史。

　　这些江南士人离别乡土，身陷绝塞，却在困顿中用诗文、讲学、行医留存文脉，以苦难为代价，完成了一次由南向北的文化传递，在清代东北开发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责编：刘 新
审核：张 勇